澳门大学的“怪教授”陈维纲先生

“他心目当中的国学，不是背两句经典，不是穿什么服装，而是深究中国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如果归结到个人，优秀的中国人至少应该有一种热忱和担当。”

“他说国学，不说孔孟，却用非常激动的语调说起当年投奔延安的人，他认为那些当年放弃家产，义无反顾投奔延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当年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去了延安，要用自己的肩膀来担当大义。”

“他”不是别人，正是澳门大学的一个“怪教授”陈维纲先生。今天看了一则关于陈先生的旧闻，偶有所感，遂来侃一下我所认知的这位“怪”教授。我既没有听过陈先生的课，也没有和他有过超过五分钟的谈话，有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面之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我心中的印记。

陈先生硕士、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1987）、哈佛大学（2000），博士时师从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照理来讲，有如此学术“背景”的学者应该混得如鱼得水才对。可是，先生至今依然只是助理教授。当时几个同学在讨论他的时候就很感觉很不解，一个师出名门又如此用功的老师为何迟迟拿不到教授、甚至副教授的教职呢？今天，通过新闻才知道，何止是拿不到教授职位，陈先生还有“被离职”的经历：哈佛毕业后，先生在美国一大学任教，美国大学默认做法是博士毕业后要在六年内拿到副教授职位，否则就要拍屁股走人。而评副教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出书，但是那时的陈先生不想将自己的博士论文被如此催生，于是就坚持继续修订。陈先生不妥协的结果就是只好离职走人。此为一“怪”。

我在澳门待了三年多，历史系的每个老师都见过无数面，然而见到他的机会却是可以用五个指头来数。每次系里教师开会，因为工作原因很多时候我也会作为翻译者去听会，在这种每月甚至每两个月才有一次的会议上，每个老师一般都会与会，但是我印象中从来没有见陈先生出现过。其实，这种教师会议不是那种无关痛痒的政治会议，而是切切实实在讨论系里招生、教学与招聘等实际事务的会议。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会议陈先生也很少参加。此为一“怪”。

澳门大学有一个教学评估的制度，就是每学期临近期末时要对各科的任课老师做一个教学评估，做评估时教师自然要回避。有一次我碰巧被安排做先生的评估，他当时正在忘我地讲课，自然也就没有认识到规定的评估时间。等了几分钟，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因为再等就到下课时间了，下课了还怎么能做评估。于是我就在门外提醒他，他开门问我又什么事，我说需要做教学评估，他面有愠色地反问教学评估有什么可做的。说归说，做归做，尽管陈先生不是很满意这种评估，但是他也是知道我们学生也是受学校之托才去做的评估，所以也就没太为难我，就停止了他的讲课让我去做评估去了。平心而论，澳门大学对于教师的管理和要求是相当的宽松的，但是这个教学评估却是要求非常严格，而且还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考核教师业绩指标。先生痴心于研究，但并不“荒废”教学，因为一些学生的反应，他的哲学课是相当的有启发、有激情的。他之所以对教学评估不大感冒，想必是感觉这样的做法是有些无聊与耽误时间吧。此为一“怪”。

扩展阅读：《最重要的问题是问题本身》；陈维纲教授简历；《不要把自由主义当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之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