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史料》推介与评论

《明代倭寇史料》（第1-7辑，台北 : 文史哲出版社，1987-2007年版）系著名的中日关系史、明史研究专家郑樑生教授编校的一套与明代倭寇相关的史料集。郑樑生先生的大名早已耳闻，但之前因研究兴趣点不同，故一直没能系统拜读过先生著作，只零星拜读过先生所写的几篇有关中日关系史的论文。近因研究元末明初山东、辽东等地的倭寇问题而系统翻阅该套丛书之第1,2,3,6,7辑，因而也就更进一步了解了该书。

倭寇为明朝，尤其是嘉靖朝之重大外患，中外学者对于倭寇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常因受到史料之限制而无法窥得倭寇问题之全貌。有鉴于此，郑先生遂着手收集与倭寇相关的各种史料六、七百种，并对这些史料加以考订。从史料的编校工作来看，郑先生在收集史料方面是不遗余力，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一己之力持续收集了二十年！如此坚持不断地专题史料收集工作，恐非常人所能所为，由此足见先生之毅力。

据徐泓教授介绍，郑先生撰著的与嘉靖大倭寇相关的论文计有20篇之多，且郑先生的研究“无论在量与质，都在同行学者之上”。郑先生对嘉靖倭患如此高水平的研究自然离不开相关史料的收集与运用，《明代倭寇史料》的整理与收集即是其研究的基础亦是其研究的成果，可谓嘉惠学林。专题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的出版一直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更有一些学者将自己发现的“新史料”藏着掖着也当做私藏，实为不该。郑先生在史料的收集与公开方面为学界树立了一个榜样！

凡书皆有不足之处，真正地尊重一个学者，除了认真阅读其作品之外，更应该提出一些评判意见，否则一味的夸好是无益于学术的进步的。可如今，正常的学术批评却非常少见，这实在是“非常之态”。尽管郑先生已经持续收集了二十年，但可惜的是天忌英才，2007年时先生便已驾鹤西去，给该丛书继续出版的留下了一些遗憾：

1，未将山东、辽东等地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收集进去。嘉靖时，倭患最严重的无疑是闽、浙、广等地，但是山东等地也有倭患，而且，元末明初的倭患山东等地的倭患还非常严重。从笔者这两个月查阅的结果可以初步判断出：山东等地的地方志和其它文献中也有不少的倭患资料。郑先生对于地方志中的资料是相当重视的，曾专门写长文来强调其重要性，且在《明代倭寇史料》第4-5辑出版了闽、浙、广等地的地方志中的倭寇史料。然而此后并未再将其余地方志中的史料加以收集，实在是一大遗憾。或许是先生后来想加以补充，可惜终未如愿。这一点以后有机会的话，后来学者或许可以继续接着加以整理出版。

2，未将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相关资料收集进去。倭患问题不但是中国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对当时来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问题。可惜的是，郑先生为中日关系史大家，但是在《明代倭寇史料》中却并没有看到较多的日本方面的史料。或许日本保存下来的相关史料不多，但肯定是应该有的。朝鲜当时作为明朝的朝贡国，曾多次将俘获的倭寇押送之京师，但是其相关细节我们却无从得知，比如朝鲜如何捕获的这些倭寇，是否也有同样的倭患（除了万历朝鲜之役），是否有相关的抗倭组织，与明朝是否有配合等等。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中的史料来解读当时的倭寇问题，学界目前关注还不是很多，此问题亦可大力发掘。

3，未将西方相关文献收集进入。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相继东来，东亚的倭寇问题与之也多有关联，如葡萄牙就曾助师围剿倭寇，荷兰与西班牙与倭寇多有接触，之前史学界利用保存下来的这些西文史料研究倭寇问题的确不多，其具体存量也未摸清，但肯定是有的，所以也需要从中继续挖掘方可扩展研究的视角与范围。

4，未将明代档案、文集、金石等相关史料收集进去。不可否认郑先生将明实录、明史和部分政书、类书、纪事本末等中的资料已经辑录不少，但是明代档案中、大量的明清人的笔记文集和金石中相关的史料几乎尚未涉及。这些方面的资料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可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或有重要史料的出现，故应着力发掘之。

5，注释多有重复。或许郑先生考虑到一些读者可能只从中摘取某条资料而不看其余资料，故在对前面的资料已有注释的情况下，在后面出现相同的情况时依然做了相同或雷同的注释。比如，对“良怀”应为“怀良”，“刘江”实为“刘荣”、古倭国的实际范围等的重复注释估计不下30处。选取的史料内容方面也有一些重复，比如对于谷应泰所编著的不同书中出现的相同史料也有几处重复收录，这种做法似乎有些不妥。当然，郑先生可能也有他重复收录的考虑，可惜并没有向读者说明这一点。

笔者才学疏浅，所提出的几点评论意见或多有不当、不足之处，请诸位方家继续批评、补充，以使该史料集的整理工作继续深入下去。

搜索了一下网上，竟然没有发现该丛书的详细目录。于是，自己遂做了一份该丛书的序言、作者简介以及目录PDF文档，方便书友索引、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