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谭兄发博文说根特大学排名已经冲到了全球第70名了。我之前也看到了新闻，本来就想写点感想的，但是一直忙着杂七杂八的事儿就没写成。看到谭兄的博文，我就以文科生的视角顺手写了一些感想。今天，作为理工男的谭兄也谈了谈他对科研论文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的看法。受到谭兄的启发，在这里我就再来聊一聊我对期刊影响因子、高校硬性规定学生发表论文、文理不同培养模式等问题的一些看法。

影响因子与人才培养：文科与理科的差异

关于期刊影响因子的利与弊，《科学通报》上几位专家通过对SCI 期刊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影响因子的计算与论文的学术水平并无直接联系，即论文被引证次数的多少实际上说明的是论文的被利用频次，其本身并不能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2）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与其所属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不同学科间期刊的影响因子没有可比性；（3）同一刊物中不同论文的被引次数差别很大。论文的被引证频次决定了期刊的影响因子，但论文并不因为发表于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就一定获得较高的被引频次。

不管这个评价体系有多大弊端，对于理工科来讲，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工具，所以理工学者对于自己所发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这个统计数据异常重视，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哪个人文学者说自己所发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如何，因为这个真的不适用于文科体系。

文科与理工类的期刊，影响因子差别很大。文科很牛的期刊，影响因子也可能比不上理工类的一本低级期刊。为什么呢？原因颇复杂，但是有一点是最容易理解的：理工类是全球通用，研究者多，而文科则是国别或地域之学，圈子很小。比如，若我研究中国的朱元璋自然不会引用美国历史的文章，欧洲史的专家也不会去看我写的中国论文，但是自然科学则不然，它是不分国界的，圈子里可以相互引用，从而形成“热门”话题。所以，这就导致文科期刊的影响因子非常非常低。其实，如果细化起来比较，理工科内部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比如，生物学的可能影响因子非常高，然而数学的影响因子则非常低，二者可能相差几倍。（详参《期刊影响因子的学科差异、领域差异以及绩效考核》。）

同样，在人才培养方面，文科生与理科生相差也很大。在学生阶段，去阅读、去体会、去积累，才是人文类学生的最佳培养方式。年轻的人文学者，积累才是最重要，成果是其次，讲究的是厚积薄发。而理工科学生则不然，年轻时正是最能出成果的时候。事实上，如果年轻时没有什么大成果的话，据说大概这一生做出大的创新的可能性真的很小。方某某曾调侃说：没有老科学家，只有老的科学家和老的科学！也是，有年轻的计算机专家、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但却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史学大家茅海建先生曾言：“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理工实验室中，学科带头人和领军者中青年非常常见，但是人文院系却鲜见这种情况。

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理科要吃青春饭，文科则要老树才能开繁花！

变了味的影响因子

本来，如果是学科内部评价的话，在目前没有别的选择的情况下，期刊影响因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参考工具，也能使评价业绩中的“人为因素”降到最低。但是，糟糕的是什么呢？糟糕的是行政量化只看你的结果，不会注意这些不同的细节问题。他们通常会一窝端，不管你是文科、理科，不管你是生物或数学，都会一刀切，统统按照统一口径来计算你的科研“成绩”！如今，很多学校都规定博士生毕业、职称晋升、学科评估、考核等要一定的影响因子量化指标。专家们知道如何区别，可是行政人员不会管这些，他们只会看数据量化计算出来的最终结果。

我所在的根特大学人文与哲学学院明确规定：博士如果要毕业的话，至少要发表一篇SSCI论文（国际核心期刊），或者至少两篇A2论文（有审查机制的国际知名期刊）。据我所知，欧、美国家中，很少有这样直接对文科生的发表论文做如此量化规定的。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严格要求，但是也可以理解为这纯粹是为了追求“学术GDP”。不管你信不信，我导师本人对这个规定甚为不满，她说她没见过如此硬性规定博士生发表论文的。在给师友们聊天时，他们也多对之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急功近利的“暴发户学校”通常的做法。

如何看待学术明星现象？

文科评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学术化的论著才能算入成绩吗？比如，百家讲坛的演讲，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阎崇年等人出版的通俗类读物。他们几个人出版的通俗读物的销量可能是所有文科学术类著作的总和！他们是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却基本上得不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几年前，在兰州大学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一个学生问如何看待明星学者与普通学者的区别，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拜占庭历史专家，真真正正的冷门中的冷门）直接这样回答：雕玉的和卖豆腐的能相比吗？！其实，持有这种看法的学者不占少数。

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是认为应该宽容地看待。学术是需要静心在象牙塔中进行，但是学术的普及工作同样重要。普及读物（含科普读物）是一座桥梁，他们的确缺乏创新性，甚至还有不少错误，但是它却使得学术得以“接地气”，使得学术最新的研究成果得以普及，能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去了解和接近事实真相，获取更多知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贡献吗？然而，通俗读物是不会被纳入到高校评价体系中去的，因为他们一直有个固有的思维传统：没有学术引用率就是不行！你想想看，假如一篇Nature上的论文有1万人阅读，可能会有1000人引用，但是，在1万个阅读过介绍埃博拉病毒通俗文章的人中，引用这篇文章的可能只有0.0001人。Nature上的论文固然重要，但是这篇通俗文章难道不重要吗？

最后，引用这个评价体系的创始人Garfield的原话：

SCI 的发明者告诫人们对这些数据不要不加区分地使用。……（SCI 数据的使用）尽管很方便，但很危险。虽然期刊的评估很重要，但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更重要因为其影响到个人的职业生涯，影响因子不应作为人的评价的替代物。

人家创始人都已经把这种评价体系的利弊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但是遗憾的是，如今的高校却只看其“方便”的一面，却无视它的“危险”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