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是近年來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門問題。過去史學界對於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如以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為基地的海上交通史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對於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卻缺乏相應的熱情。正如耿昇教授所言：“在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中，又更多地注重於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對於廣東、江蘇、福建和浙江沿海港口的研究始終為重中之重。但是，對於經過山東半島的東方海上絲綢之路，過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1]
然而在歷史上，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曾經是中國對外航海的“首航地”，尤其是曾經作為“北方第一大港”的登州港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南方港口。從不同層面來看，登州港在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從國際層面講，登州港在中、日、韓交流中有著重要作用：它是中國使團出使韓、日的始發港、是韓、日來華的登陸地，是三國間貿易的重要港口，是文化交流的集散地；其次，從中國南北交流看，登州港是南北海運與漕運的重要樞紐站，是南北貿易的重要中轉港口；再次，從山東半島發展來看，登州港是山東半島對外出口的貿易的重要港口，是山東半島與遼寧半島往來的重要通道。
登州港在東方海上絲綢之路中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政治：登州港是中國使團出使韓、日的始發港，是韓、日來華的登陸地，在官方之間的交往中登州港有著無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經濟：登州港是朝貢使團的重要中轉站，朝貢貿易因之而興。元朝時期，官方鼓勵海外貿易，登州港是南北漕運與海運的重要樞紐站，故其海內外貿易頗為興盛。除了官方貿易之外，民間貿易也頗盛行，諸多豪門大族與官員也多有參與。明朝時，海禁政策嚴厲，正常的貿易受阻。但是現實生活的困境迫使一部分人鋌而走險進行走私貿易。富商、望族、官員都有參與走私活動，有時候士兵也對走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登州港同時也是移民和南北經濟貿易往來的重要港口，在促進南北交流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軍事：早在西元前109年，登州港作為軍事港口的作用就已經開始凸顯，隋唐時中國多次攻打高麗，作為運糧與出兵基地的登州港曾發揮了重要作用。北宋慶曆二年（1042），為防禦契丹入侵，登州港修建了“刀魚水寨”，置水軍機構“刀魚巡檢”，登州港遂成軍事要塞。明洪武九年（1376）將環刀魚水寨修築城牆，建成水城，派重兵駐守，成了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永樂六年（1408年）設“備倭督指揮使司”，水城成為“備倭城”，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設“總兵署都督僉事”，統轄山東沿海的戰防事宜，兼管海運，著名的抗倭將領戚繼光就曾率水師在此城備戰抗倭。明天啟年間袁可立在此操練的水師陸戰隊規模最大，並配置了先進的火炮。登州港在抗擊倭寇的侵犯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文化：朝、日朝貢使團、僧人、留學生等來中國多經過登州港，頻繁的人員往來使登州港而成為了重要的文化交流之地。通過登州港，中國的書籍、文字、宗教、醫療、飲食、服飾、科技等傳到了朝、日，促進了三國之見的文化交流，登州港因此有成為了“中學東漸”的重要基地。
1984年在蓬萊水城出土了一艘古船，2005年又出土了三艘古船，隨船出土的還有很多器物，如瓷器、銅錢、船料、武器等。其中的兩艘初步斷定為明末之際建造於南方（浙江）的用於近海巡邏的刀魚戰棹，另外兩艘船是元末明初建造於朝鮮的用於載貨的貨船。這四艘船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瞭解以登州港為中心的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的更多實證。
蓬莱阁远眺
明代山东登州备倭都司府地遗址（山东蓬莱）
[1]劉鳳鳴：《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