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山东倭寇与沿海卫所建置时间考——以乐安、雄崖、灵山、鳌山诸卫所为例

[提要] 元末明初，山东沿海频遭倭寇侵掠。明初，为防御倭寇，山东沿海地区设置了多个卫所。但从明中后期开始，史料中有关卫所设置年代的记载便多有相互抵牾之处，鲁鱼亥豕之误以讹传讹，给后人带来不少误解。在考证卫所建置年代时，学者多利用文献史料，而常忽略官印、碑刻等文物资料。通过综合利用多种史料，可厘正若干卫所建置年代：明代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应为乐安卫，而非乐安守御千户所；雄崖守御千户所应设置于洪武三十年，而非洪武三十五年或永乐二年；灵山卫、鳌山卫等卫应设置于洪武三十一年，而非洪武五年、二十一年、三十五年或永乐二年等。

[关键词] 乐安卫  雄崖守御千户所  灵山卫  鳌山卫  成山卫 山东海防

作者简介：马光（1985–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按：卫所制度，国内研究非常成熟，很难有大的进展，更遑论突破性研究。对于本文，其中一匿名专家这样评价：“其中一些观点具有一定的推进意义，特别是作者利用以往少有关注的官印资料，是特别应当值得肯定之处”。对官印等文物的集中利用，大概是小文的一个特色。

原刊于《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 第124–132页 。PDF阅读与下载（任一）：CNKI |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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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山东沿海地区屡遭倭患。为加强山东沿海的军事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下令建置多个卫所。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山东海防建设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是在涉及卫所的设置年代时，或语焉不详，或疏于考证。[1]这就导致对卫所建置年代的错误认知，以讹传讹。当今社会修志、立碑中同样也出现了诸多类似错误。例如，1984年青岛市政府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雄崖所故城所立的碑石上刻有“明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建立的字样，2015年10月，又立碑将之改为“设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2008年荣成市在修缮成山卫城后，在新立纪念碑上赫然刻上了“成山卫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的字样。然而，这三个年代都是错误的。

当代出现这样的错误并非偶然，其实从明中后期开始，不同的文献对明初卫所的设置年代就已有不少的错误记载。例如，关于灵山卫的建置年代，现存史料中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让人莫衷一是。在考证卫所建置年代时，学术界一直苦于找不到关键证据而难下定论。所幸的是，笔者最近陆续发现了以往学者所忽视的三方卫所官印和若干家谱，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本文拟利用官印、碑刻，再结合《明实录》、武职选簿、族谱等资料，集中考证争议性较大的乐安卫、雄崖守御千户所、灵山卫、鳌山卫等卫所的建置年代。不妥之处，尚请专家批评指正。

1984年，青岛市政府为雄崖所故城所立的碑石上刻有“明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建立的字样

2015年，政府又立碑将之改为“设立于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

2008年，荣成市在新立纪念碑上赫然刻上了“成山卫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的字样

一、元末明初山东倭患

明代山东沿海卫所主要是为防止倭寇侵扰而设，故在探讨卫所建置之前，我们应先来简单考察下元末明初倭寇在山东的活动情况。[2]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拥有长达约2500公里的海岸线。漫长的海岸线及其东突入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山东海防建设极为困难，很容易成为倭寇袭击的对象。在明朝山东六府中，登州、莱州、济南和青州四府辖有临海区域。[3]山东是中国与日本、朝鲜来往的传统交通要道。元末明初，壹岐岛、对马岛是倭寇盘踞的巢穴，对于倭寇而言，从日本出发，轻易就能渡海到朝鲜半岛，然后再渡海到山东等地登陆，转掠中国沿海。该条路线在当时航海条件下无疑是安全度最高、成本最低的选择，故山东成了首当其冲之地。

据目前所见资料，早在元代，倭寇就已开始侵扰山东沿海。《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载，至元年间（1335–1340），赵天纲曾奏称“山东傍海诸郡，奸盗潜通岛夷，叵测上下，数千里无防察之备，请置万户府益都，出甲兵、楼橹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处。”[4]可知，当时山东沿海的奸盗之人与倭寇相互勾结，濒海之地颇受其害。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山东倭寇活动的较早记录。

从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倭寇又开始“连寇濒海郡县”。是年，倭寇进攻辽东的金复州等地，纽的该奏请朝廷派人，“往赏赉而抚安之”。[5]二十三年（1363）八月丁酉，倭寇又侵掠蓬州，守将刘暹奋勇抵抗，大败倭寇，“至是海隅遂安”。[6]然而，沿海并没有像《元史》所记载的那样转而变得安定，事实上倭寇活动仍在继续。1366年，山南道廉访使月鲁不花、中顺大夫秘书少监揭汯等一行人在渤海湾铁山附近遭遇倭寇，众人顽强抵抗，但却不敌，致使月鲁不花及其妻妾、儿子等80余人都被杀害。被害人之多，令人震惊，足见倭寇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獗。[7]

明朝成立之后，倭寇并没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沿海的山东、浙江、广东、福建、辽东等地是倭寇侵掠的重灾区。山东沿海倭患，尤以洪武、永乐两朝最为严重。洪武元年，“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8]洪武二年（1369）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居民男女而去。” [9]洪武二年（1369）四月：

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诏以德有功，故升之……仍命德领兵往捕未尽倭寇。[10]

苏伯衡在《王铭传》中记载翁德等人在海门县之上帮遭遇倭寇，“及其未阵，麾众冲击之，所杀不可胜计，生获数百人以献”。[11]二者所记史实略同，只是苏伯衡言“生获数百人”似乎多有夸张。

洪武三年五月，倭寇掠温州中界、永嘉、青岐、东鹿等地，山、辽、闽、浙等处咸设备倭重臣。[12]六月，倭寇侵掠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又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兵捕之，获倭船13艘，擒300余人。[13]洪武四年六月，倭寇侵犯胶州，劫掠沿海人民。[14]洪武六年三月，令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进犯莱、登等地。[15]七月，倭寇侵犯即墨、诸城、莱阳等县，沿海居民多被杀掠，诏近海诸卫分兵讨捕之。[16]由此可见，洪武初期，山东沿海几乎每年都遭遇倭寇的侵掠，可谓倭寇掠夺的频繁期。这一时期，山东所遭遇到的倭患应明显比其它地区严重，以至于洪武二年明太祖在给日本的第二份诏书中就特别提出山东倭患严重，要求日本禁倭。[17]洪武七年之后，终至永乐初，除了洪武二十二年（1389）和三十一年（1398）有倭寇侵扰记录之外，其余年份均未见有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倭寇已暂时平息。同时，沿海其它地区的倭寇活动也相对平息。[18]

永乐年间，山东遭遇倭寇侵犯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有时规模较大，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例如，永乐六年，倭寇成山卫，掠白峰头寨、罗山寨，登大嵩卫之草岛嘴；又犯鳌山卫之羊山寨、于家庄寨，百户王辅、李茂被杀；不逾月，倭寇又进犯桃花闸寨，郡城、沙门岛一带被倭寇抄略殆尽，百户周盘被杀。[19]倭寇袭破宁海卫，杀掠甚惨，而指挥赵铭等守将却畏葸不前，剿倭不力，之后又虚报杀获贼数，欺诳朝廷。为此，永乐帝龙颜大怒，遂将多位守将官分尸示众，以儆效尤。[20]十二月，永乐帝命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率舟师沿海捕倭。[21]

永乐七年三月壬申，柳升奏率兵至青州海中灵山，遇倭贼，交战，贼大败，斩及溺死者无算，遂夜遁。即同陈瑄追至金州白山岛等处，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鉴等亦追至东洋朝鲜国义州界，悉无所见。上勅升等还师。[22]对于这次大倭患，朝鲜方面的资料也有相关记载相呼应。永乐七年三月，倭寇二十人驾驶两艘倭船逃窜至朝鲜庆尚道国正岛，被庆尚道水军佥节制使金乙两等人捕获。刚开始，倭寇谎称自己并非倭寇，而是贸易商，并展示出日本宗贞茂所给的两张行状，真假难辨。但是，朝鲜水军发现“舩中所载，皆是中国之物，且有大明靖海卫印信”，于是判定这些人一定是倭寇，遂将之逮捕，最后“尽诛之”。[23]从时间上来看，这些人很可能就是被柳升等人追捕的那批倭寇。

在随后的近一个半世纪内，山东沿海除了正统五年（1440）和正德十年（1506）发生过倭寇侵袭事件外，其它年份均无相关记录，这一时期的山东可谓安享太平。然而，正德十年的这次倭寇事件十分严重，当时“倭舟至以千计”侵袭沙门岛及大竹、龟矶诸岛，火光彻南岸，以致郡城戒严。[24] 1540–1566年间，中国沿海大约有267次倭寇侵袭事件，[25]而山东地区在此期间仅约有8次，[26]故相比东南沿海的大倭患而言，山东倭患并不为重。正因如此，驻守山东的官兵常被调去支援东南沿海靖倭。例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山东民枪手六千人被征募到嘉定等地抗倭，[27]三十五年（1556）山东与河南等地的八个卫被调往南京护城。[28]

在倭寇不断侵扰的情况下，明初山东沿海卫所逐步发展完善。相比东南沿海而言，洪武初年山东的海防建设并未受到太大重视。洪武十年之前，山东沿海仅有四个沿海卫，且之后二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直到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才认识到山东海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便下令在沿海一口气增设了七个卫和两个守御千户所，大大增强了山东海防力量。对于这些沿海卫所体系，目前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但在若干卫所的设置年代问题上，尚多有不足之处。鉴于此，本文集中考证乐安卫、雄崖守御千户所、灵山卫和鳌山卫等几个争议较大的卫所设置年代。

二、乐安卫与乐安守御千户所

据目前资料所见，明朝在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可能应为乐安卫。《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将军徐达攻下乐安后，“置乐安卫”。^[29]以《明实录》的可靠性而言，乐安卫的设置似乎没有疑议。然而，其它几种史料的不同记载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证这条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嘉靖《山东通志》称洪武元年建置的是乐安千户所。^[30]嘉靖《武定州志》称“明洪武元年置乐安守御千户所。六年始改棣州为乐安州，是年已置乐安守御所，此则未详，或曰州惟旧乐安郡也”。^[31]天顺《大明一统志》称“直隶武定州守御千户所，在州治南，洪武元年建，为乐安千户所。宣德元年改为武定”。^[32]崇祯《武定州志》也称“洪武元年置乐安守御千户所”。^[33]这四种明中后期的史料都称洪武元年建置的是乐安（守御）千户所，与《明太祖实录》所称的“置乐安卫”显然有异。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我们需要再参考其它史料方可弄清真相。《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闰七月己酉，“大将军徐达等师次临清，……又檄守乐安指挥华云龙将兵从征”。^[34]此处，未指明“乐安”是卫还是千户所，但是根据后面的“指挥”官职来判断，这里的“乐安”应为卫，非所。再看同年八月癸未的记载：

诏大将军徐达置燕山等六卫，以守御北平。徐达遂改飞熊卫为大兴左卫，淮安卫为大兴右卫，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徐州五所为永清右卫。上以元都既免，遂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师取山西别留兵三万人，分隶六卫，令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守之。^[35]

洪武二十四年（1391）正月戊申也载“于邳、徐、滕、兖、济南、平山、德州、乐安及北平都司属卫遴选精锐军士训练以备边”。^[36]以上《明太祖实录》中多次出现的记载明确表明了乐安卫的存在。

但是，《明太宗实录》及其后的实录中却又出现了乐安守御千户所的记载。例如，永乐六年（1408）十月戊子，“改蔚州、德州二卫及乐安守御千户所俱隶北行后军都督府”，不再隶属于山东都司。^[37]这说明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初刻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载有“乐安千户所”。[38]若《诸司职掌》记载正确的话，那么乐安卫似乎应该在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间被改为乐安守御千户所。

宣德元年（1426）八月，受封于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亲征，迅速将叛乱平定，贬朱高煦为庶人。八月乙酉，谕令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千户所官军实之。九月辛亥，又置武定州守御千户所吏目一员，设首领官。八月癸未，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九月戊戌，谕令造武定州等衙门印记。乙酉，乐安所的官兵因追随朱高煦谋反而被调往甘肃备御，命武进伯朱冕等调青州中护卫军于辽东诸卫，崇信伯费瓛等调乐安千户所军于甘肃甘州备御”。^[39]

从以上资料分析可知，洪武元年设置的当为乐安卫，洪武二十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之间，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宣德元年朱高煦被平叛之后，宣宗将乐安守御千户所原有官兵调往甘州，并将之改置为武定守御千户所，仍直隶后军都督府。^[40]嘉靖《山东通志》、嘉靖《武定州志》、天顺《大一统志》、崇祯《武定州志》之所以将洪武元年设置的乐安卫误认为是乐安（守御）千户所，显然是因为不了解其名称曾有变化之故。这种误解同样也发生在当今学者身上，导致他们根据明中后期的史料来否认《明太祖实录》记载的正确性。^[41]

三、雄崖守御千户所设置年代

关于雄崖守御千户所的设置年代，史料有不同的记载。万历《即墨志》载“浮山所在县南八十里，雄崖所在县东北九十里，俱洪武三十五年设”，[42]《明史》言其于“洪武中置”，[43]乾隆《即墨县志》称其为“永乐二年设”，[44]而同治《即墨县志》则载“雄崖所在县东北九十里，永乐二年设”，[45]但该书不同页又言“雄崖所城，县东北九十里，明洪武三十五年设”，[46]自身前后矛盾。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雄崖所建置沿革志》称“雄崖所城，明洪武三十五年设”。[47]

图 1 明代雄崖所、灵山卫和鳌山卫等诸卫所分布图[48]

以上文献记载中的诸多说法，多有矛盾之处，让人莫衷一是。所幸的是，现存有一枚“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印台有刻款“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礼部造，洪武三十年二月日”。该官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物证。

图 2 “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印”刻款[49]

为了从这方官印中推知明代卫所建置年代，我们首先应讨论一下明代的造印制度。洪武初期，明朝便设有铸印局，专管铸造内外诸司印信。级别不同的机构，用印的材质、形状和尺寸等样式也多有不同，与军事相关机构的官印规制主要如下：

表 1 明朝部分官印样式[50]

注：万历《大明会典》卷79《礼部三十七》，万历十五年（1587）内务府刻本，第11-15页。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奉旨创立卫所，即便行移礼部铸印”，[51]“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52]由此可知，下令建置卫所的同时，朝廷会依照上述样式造刻官印。例如，朵颜卫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是年便造刻官印。“朵颜卫指挥使司之印”和“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黑龙江省博物馆，两印均刻有“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日”等字样。[53]再如，秃都河卫指挥使司设置于永乐六年（1408），是年造刻官印。“秃都河卫指挥使司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台有“永乐六年正月 日”等字样。官印主要是用于处理日常事务之用，一旦铸造，若没有特殊情况，如磨损严重、官职变化等，则不会轻易更换：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开设各处衙门，合用印信札付，铸印局官依式铸造给降。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弘治十四年，议准在外大小衙门印记年久印面平乏，篆文模糊者，方许申知上司，验实具奏，铸换新印。

若是印记新降不久，并未有磨损的情况，“虽已铸换，仍将申官治罪”。[54]例如，威海卫的多方官印就曾使用了百余年，后因时间太久磨损严重，才不得不于正德六年请求重新铸印。[55]因此，官印是判断卫所建置年代的一个非常可靠的重要参考依据。

除官印外，尚有族谱可作为佐证资料。道光即墨《谢氏族谱》载，其二世祖谢敬（官保）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钦除山东管垛集军百户，六月十五日到莱州卫，蒙魏国公拨附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本年七月初一日到所”。[56]据此可知，雄崖守御千户所至少在洪武三十一年之前已经设立。

官印再加上族谱，我们可以推断出，雄崖守御千户的设置既不是洪武三十五年，也不是永乐二年，而是洪武三十年。

四、灵山卫设置年代

灵山卫，在胶州城东南90里（今青岛黄岛区境内）。据目前所见史料，关于灵山卫的建置年代，至少有四种不同记载：（1）洪武五年说。乾隆《灵山卫志》称“明洪武五年（府志、旧志皆作三十五年，误）魏国公徐达（府志作徐辉祖）调指挥佥事朱兴筑土城，以备倭”，[57]道光《胶州志》载洪武“五年魏国公徐达调指挥佥事朱兴筑灵山卫城备倭”。[58]（2）洪武二十一年说。天顺《大明一统志》称灵山卫为洪武二十一年建，[59]嘉靖《山东通志》载灵山卫于“洪武二十一年建”，[60]康熙《胶州志》也称灵山卫“洪武二十一年建置”。[61]（3）洪武三十一年说。《明太祖实录》称灵山卫建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62]《明史》载“东南海口有灵山卫，又有安东卫，俱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63]乾隆《胶州志》称灵山卫为“明洪武三十一年置”。[64]（4）洪武三十五年说。万历《莱州府志》称“灵山卫城，洪武三十五年建”，[65]乾隆《­莱州府志》载“灵山卫城，明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徐辉祖调指挥佥事朱兴筑土城，以备倭”。[66]

除了以上文献记载之外，目前尚存一方“灵山卫中千户所百户印”，上面刻有“礼部造，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日”等字样。

图 3 “灵山卫中千户所百户印”实物与拓片[67]

以上史料，既有提及设置卫所的时间，也有提及卫城的修筑年代。关于卫所设置与城池修筑时间的关联性，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设置卫所的同时便会修城筑池，有时候二者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不能排除卫城较晚修筑的可能性。但是，在没有更详细史料支撑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认为二者同时设置。

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各种说法的合理性。洪武五年一说，看似出自两种不同文献，实则为孤证，其观点最先发端于苏再武。《灵山卫志》首次成稿，约在清康熙初年，先有贡生苏再武编纂成灵山卫志稿本。康熙后期，灵山卫孝廉高颖斯又加以增补。乾隆十六年（1751）《胶州志》编纂之时，“征事迹于灵山”，灵山卫贡生、苏再武之孙苏潜修遂重新整理旧稿，将之“汇为一册”而成《灵山卫志》，并呈给正在组织人员修纂《胶州志》的郡守周于智，“以备采择”。可惜的是，次年修成的《胶州志》并不认可其观点，故未采纳之。待至道光年间重修《胶州志》时，编撰者反而采纳了《灵山卫志》中的观点。可见《灵山卫志》与道光《胶州志》中有关灵山卫志的记载都是源自苏再武，后人又沿袭其观点。苏再武纂写初稿时是在康熙初年，距离洪武年已约300年。苏潜修续修其志时已是乾隆年间，距离时间更远，在没有其它史料旁证的情况下，其观点值得怀疑。若灵山卫为洪武五年设置，那么在其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中，《明实录》应该有“灵山卫”的相关记载，可惜并未出现过一次，故此说不足为凭。

洪武二十一年的说法，最早见于天顺《大明一统志》，之后嘉靖《山东通志》沿袭其说，二者成书年代距洪武年间已远，远不及《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可靠。在没有其它更多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其说准确性令人怀疑。

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筑城一说亦不足为凭。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正月，建文帝命徐辉祖率领南京部队援兵山东，抵抗朱棣的进攻。但是，四月徐辉祖却又被建文帝召回南京。[68]在这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战事主要发生在济宁、徐州、宿州、灵璧等地，徐辉祖根本没有可能从南京出发绕道莱州再到灵璧等地救援。当时，双方战事极为激烈，事关生死存亡，徐辉祖岂有时间再去派人筑城备倭？六月靖难之役之后，徐辉祖被朱棣禁锢，更不可能去派人筑城了。因此，万历与乾隆《莱州府志》中所称的洪武三十五年魏国公筑灵山卫城一说亦不足为凭。

《明太祖实录》中有关灵山卫建于洪武三十一年的记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不能轻易否定。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侧面来验证有关灵山卫设置年代记载的准确性。与灵山卫同时设置的还有威海卫等六卫：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丙寅，“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69]除鳌山卫外，另外五卫的设置时间基本没有争议。我们现以威海卫为例来验证这则史料的准确性。永乐二年（1404）的一方碑记记录下了威海卫的创建过程：

山东海右之民，间被倭寇窃发之扰，洪武戊寅春正月特命魏国公徐、都督朱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以安斯民于仁寿之域。迨至永乐元年仲春，都督朱复奉新君之命练兵至威海，思昔皇上所以轸念黎元之意，欲刊诸石以垂神功圣德于不朽，请予为之记。予曰自登莱之属邑文登抵日照，沿海地方不啻数百万。向者悉被倭寇惊扰，今当险要之处，自威海而抵安东，凡设直隶卫者七，自宁津而至雄崖，凡设直隶所者四。[70]

永乐二年距离洪武三十一年仅有五六年之久，且该文又是受到曾亲自参与建置卫所的当事人的指示创作，故该碑记所载之事具有较强可信度与权威性。从碑记可知，洪武三十一年正月，明太祖就已经下令徐辉祖等人着手建立威海卫。《明太祖实录》所记载的五月丙寅设置七卫一事，应该是卫所基本建好之后所颁布的正式批文。据此，威海卫建于洪武三十一年证据确凿无疑。通过威海卫的例子，我们可以判断出《明太祖实录》所记载的洪武三十一年设置山东七卫一事的可信性，因此该条记录可以作为推断其他卫所设置年代的重要文献依据。

然而，根据官印和乾隆《莱州府志》，我们又得知灵山卫似乎应该建于洪武三十五年。《明太祖实录》和官印都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但是二者之间却出现了相互抵牾的情况。这又当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二者所记可能均无问题，只是二者所指的建置机构不同：《明太祖实录》记载的是灵山卫的设置年代，而官印中所反映的则仅仅是灵山卫下属机构中千户所百户所的设置年代。灵山卫在洪武三十一年已经建成，这点可以从《青州左卫选簿》中进一步得以证实：张彬，沐阳县人，吴元年归附从军，“三十一年以年深总旗，除世袭百户，拨灵山卫右所。六月，调青州左卫右所”。[71]可见，六月之前灵山卫当时已经设置，且其人员变动频繁，新到的张彬百户任职不久便被调往了青州左卫。这种频繁的人员调动同时也发生在新设的大嵩卫、安东卫和靖海卫等卫所，是为当时的一种特殊情况。至于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建置的这个灵山卫中千户所百户所，应为靖难之役后朱棣对灵山卫加以调整而新增设的百户所。同年，明成祖还对灵山卫的其它千户所的官职进行了调动。例如，宛平人刘信，因渡江平定京师有功被“钦升灵山卫右所副千户”。[72]由此可见，官印中提到的这个中千户所百户很有可能就是三十五年十月新增设的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青州左卫选簿》、《天津右卫选簿》和灵山卫百户印中提到的灵山卫右千户所和灵山卫中千户所在嘉靖《山东通志》、万历《莱州府志》等史料中均未见。这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推测早期灵山卫应满额设置，即有五个千户所，但是后来这两个千户所却被取缔。到嘉靖年间修志时，纂修者已不知晓其复杂的变动情况，故只记录下来了当时所存的左、前、后三个千户所，并未提及曾经存在过的右、中两个千户所。

五、鳌山卫设置年代

鳌山卫，在即墨县东40里（今青岛市即墨区）。关于鳌山卫的设置时间，大多数史料均称建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天顺《大明一统志》称鳌山卫建于洪武二十一年。[73]嘉靖《山东通志》载“鳌山卫，在即墨县东四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74]“国朝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徽祖开设，指挥佥事廉高创营”。[75]万历《莱州府志》载“鳌山卫城，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开设，指挥佥事廉高建。”[76]万历《即墨志》载“鳌山卫，在县东四十里，国初魏国公徐辉祖开设”。[77]《明史》亦称即墨“东有鳌山卫，洪武二十一年置。又东北有雄崖守御千户所，南有浮山守御千户所，俱洪武中置。”[78]乾隆《即墨县志》载“鳌山卫城，县东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檄指挥佥事廉高筑”。[79]同治《即墨县志》因之，[80]2007年新编的《即墨县志》依然沿袭的是旧志中的观点。[81]

若单纯依据上述资料的话，很容易让人误认为鳌山卫应建于洪武二十一年。然而，与上述资料不同的是《明太祖实录》却明确记载鳌山卫设置于洪武三十一年五月。[82]这一说法有实物资料可佐证之。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枚“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铜铸，柄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迭篆书体印文，印台刻有“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礼部造。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日。鳌字五十一号”等字样。鳌山卫若建于洪武二十一年，应该同时造印，而不会说过了十年之后才再造印。

图 4 “鳌山卫后千户所百户印”钤本和拓片[83]

据青岛浮山所《侯氏族谱》记载，其二世祖侯宁，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因累年战功实授世袭百户官职，正六品武官，品阶为昭信校尉。是年闰五月十七日，侯宁又奉魏国公徐辉祖之调遣，“率军赴鳌山卫隶属之浮山备御千户所任职，二十四日到任管事”。[84]由此推测，五月朝廷下令设置鳌山卫，随后便调动将士充实该卫，而侯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次月率军到任。

因此，由现存的鳌山卫百户铜印，再结合《明太祖实录》、《侯氏族谱》中所记载的文献资料，我们应该可以断定鳌山卫创建于洪武三十一年，而非众多史料中所误载的二十一年。

六、结论

元末明初，山东地区频遭倭寇侵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防止倭寇侵扰，明初山东沿海广置卫所，构建成严密的海防体系。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从明中后期开始，各种史料对于山东沿海卫所的设置年代与机构变迁的记载已模糊不清，以至于以讹传讹，影响至今。通过利用官印、碑刻、族谱、实录等多种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笔者认为，明代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应为乐安卫，而非乐安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四年至洪武二十六年之间，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宣德元年朱高煦被平叛之后，宣宗将乐安守御千户所原有官兵调往甘州，并将之改置为武定守御千户所，仍直隶后军都督府；雄崖守御千户所应设置于洪武三十年，而非洪武三十五年或永乐二年；灵山卫、鳌山卫、成山卫等卫应设置于洪武三十一年，而非洪武五年、二十一年、三十五年或永乐二年等。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可以看到明清地方志、卫志、一统志等史料的局限性，故在使用时对其记载不可盲从，应拓宽史料来源，与其它文献和实物，如官印、碑刻、族谱等，相互堪比对照，慎加考辨。

Wokou Problems and the Established Time of Coastal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 Early Ming Shandong

MA Guang,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vent wokou, Emperor Ming Taizu established numerous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China. However, from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people could not know the correct time of establishment of those coastal guard st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the false knowledge in the following hundreds years. Based on three official sea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tone tablet inscription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ed time of several guard stations, such as the Le’an guard, the Lingshan and Aoshan guards and the Xiongya battalion,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handong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Keywords: Coastal defense, Le’an guard, Xiongya battalion, Lingshan guard, Aoshan guard, Shandong

JEL Classification: K248.105

* 本文系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交流资助项目ISEF、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项目（2017M610417）、2018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18DLSJ02）阶段性成果。

[1] 有关明代山东沿海卫所设置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黄尊严：《明代山东倭患述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第12-17页；丁超：《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80-182页；王赛时：《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与军事部署》，《明史研究》第9辑，合肥，黄山出版社，2005年，第255-265页；赵红：《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8卷第4期，第454-459页；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2-689页；孙鹏：《鳌山卫建置时间考略》，《即墨史乘》，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208-210页；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马光：《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海洋史研究》2016年第9辑，第282-325页。

[2] 有关元明时期山东历次倭患的详细统计，可参考马光：《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海洋史研究》2016年第九辑，第320-324页。

[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2页。

[4] 至元二年至五年（1336–1339），赵天纲曾任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有关山东的建言应在此段时间所奏请。王颋、高荣盛两先生均认为该奏文是在至正三年（1343），当误。（元）虞集：《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43，《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明初覆刊本，第302页。

[5] 宋濂等：《元史》卷139《列传第二十六·纽的该》，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63页。

[6] 《元史》卷46《本纪第四十六·顺帝九》，第964页。

[7] 宋濂：《元故秘书少监揭君墓碑》，《宋学士文集》卷63，上海涵芬楼借侯官李氏藏明正德刊本景印，《四部丛刊初编》第15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5页；戴良：《袁廷玉传》，《九灵山房集》卷27《越游槀》，上海涵芬楼借印罟里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正统间戴统刊本重印，《四部丛刊初编》第149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0页；乌斯道：《送逊都月公赴山南廉访使序》，《春草斋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集部》第171册，第217页；《元史》卷145《列传第三十二·月鲁不花》，第3448–3451页。

[8]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30《列传十八·张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32页。

[9] 《明太祖实录》卷38，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版（以下《明实录》均采用该版本），第14页。

[10]《明太祖实录》卷41，第824页。

[11] 苏伯衡：《王铭传》，《苏平仲文集》卷3，上海涵芬楼借江宁邓氏羣碧楼藏明正统壬戌（1442）刊本景印，《四部丛刊初编》第1532册，第25页。关于翁德，也有史书作“王德”，见吴朴：《龙飞纪略》卷4，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天禄等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38–539页，当误。

[12] 薛俊：《日本国考略》，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金骥刻本，姜亚沙、陈湛绮主编：《日本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84页。

[13] 《明太祖实录》卷53，第1056页；《明史》卷2《本纪第二·太祖二》，第24页。

[14] 《明太祖实录》卷66，第1248页。

[15] 《明史》卷322《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日本》，第8342页；《明史》卷2《本纪第二·太祖二》，第28页。

[16] 《明太祖实录》卷83，第1487页。

[17] 《明太祖实录》卷39，第787页。

[18] 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页。

[19] 康熙《登州府志》卷10，第3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13，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48–4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明史》卷154《列传第四十二·柳升》，第4236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7《山东事宜》，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刻本，《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84页。

[20] 嘉靖《宁海州志·建置第三》，嘉靖二十七年（1578）序刊本，《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7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版，1990年，第771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7《山东事宜》，第584页。

[21] 《明史》卷6《本纪第六·成祖二》，第86页。

[22] 《明太宗实录》卷89，第1184页；《明史》卷154，第4236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将“白石岛”做“白山岛”，“唐鉴”做“唐锭”，据《明太宗实录》改。《明史》言陈瑄等人“焚其舟殆尽”，有夸大嫌疑，因仍有一部份倭寇逃跑。

[23]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卷17，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二十九年（1954）影印本， 第14页。

[24]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13，第138页。

[25] 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第114、140、158页。

[26] 这八次倭寇事件发生在1544、1552、1555–1557年间。具体参考乾隆《威海卫志》卷1，第58页；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13，第138页；乾隆《沂州府志》卷4，第64页；《明世宗实录》卷422，第7318、7322页；《明世宗实录》卷447，第7615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7《山东事宜》，第584页；《明史》卷18，第245页。

[27] 《明世宗实录》卷413，第7189页。

[28] 谷应泰：《明倭寇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29] 《明太祖实录》卷31，第541页。

[30] 嘉靖《山东通志》卷11《兵防》，嘉靖十二年（1533）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712页。

[31] 嘉靖《武定州志·兵防志第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29页。

[32]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22《山东布政司》，天顺五年（1461）御制序刊本，第11页。

[33] 崇祯《武定州志》卷7《职官》，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明代孤本方志选》第4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62页。

[34] 《明太祖实录》卷33，第581页。

[35] 《明太祖实录》卷34，第619-620页。

[36] 《明太祖实录》卷207，第3084页。

[37] 《明太宗实录》卷84，第1121页。

[38] 《诸司职掌》（下），国立中央图书馆辑：《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重印本，第144页。《明史》也把“乐安千户所”列在洪武二十六年所定的卫所表中，见《明史》卷90，第2197–2198页。

[39] 《明宣宗实录》卷20，第542、546页；《明宣宗实录》卷21，第552、560、564页；《明宣宗实录》卷30，第788页。

[40] 嘉靖《山东通志》卷11《兵防》，第712页；嘉靖《武定州志·兵防志第八》，第29页。

[41]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678页。

[42] 万历《即墨志》卷3《建置》，万历七年（1579）刻本，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无页码。

[43] 《明史》卷41《志第十七·地理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50页。

[44] 乾隆《即墨县志》卷4《兵备》，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2页。

[45] 同治《即墨县志》卷4《武备》，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山东府县志辑》第4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46] 同治《即墨县志》卷2《建置》，第41页。

[47] 姚梦白：《雄崖所建置沿革志·建置门》，同治光绪年间手抄本，即墨市史志办公室藏，第1页。

[48] 万历《莱州府志》卷1《府总图》，万历三十二年（1604）修，青岛：赵永厚堂，1939年重刊，第1页。

[49] 图片来自博古网http://www.52bogu.com/thread-647-1-1.html，2013年8月25日。

[50] 万历《大明会典》卷79《礼部三十七》，万历十五年（1587）内务府刻本，第11-15页。

[51] 《诸司职掌》（下），国立中央图书馆辑：《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3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重印本，第137页。

[52] 万历《大明会典》卷79《礼部三十七》，第11页。

[53] 罗福颐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56页。

[54] 万历《大明会典》卷79《礼部三十七》，第11页；俞汝楫等撰：《礼部志稿》卷64《印制备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9页。

[55] 谷景旸：《重请威海卫印记》，乾隆《威海卫志》卷9《艺文志》，乾隆七年（1742）修，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之《华北地方》第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05-208页。

[56] 山东即墨市谱牒研究会藏有该族谱的复印件。

[57] 乾隆《灵山卫志》卷1《图考志》，胶南市史志办公室据乾隆十六年（1751）抄本校注，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58] 道光《胶州志》卷13《志二·建置》，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中国方志丛书》之《华北地方》第38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45页。

[59] 李贤等撰：天顺《大明一统志》卷25《莱州府》，第17页。

[60] 嘉靖《山东通志》卷11《兵防》，第735页。

[61] 康熙《胶州志》卷3《兵防》，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11页。

[62] 《明太祖实录》卷257，第3716页。

[63] 《明史》卷41《志第十七·地理二》，第950页。

[64] 乾隆《胶州志》卷3《兵防》，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64页。

[65] 万历《莱州府志》卷3《城池》，第2页。

[66] 乾隆《莱州府志》卷2《城池》，乾隆五年（1740）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山东府县志辑辑》第4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67] 本社编：《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34页；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68] 《明史》卷4《本纪第四·恭闵帝》，第65页。

[69] 《明太祖实录》卷257，第3716页。

[70] 胡士文：《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乾隆《威海卫志》卷9《艺文志》，第200-202页。

[71] 《青州左卫选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72] 《天津右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8册，第23页。

[73]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25《莱州府》，第17页。

[74] 嘉靖《山东通志》卷11《兵防》，第737页。

[75] 嘉靖《山东通志》卷12《城池》，第792页。“徐徽祖”当为“徐辉祖”之误。

[76] 万历《莱州府志》卷3《城池》，第2页。

[77] 万历《即墨志》卷3《建置》，无页码。

[78] 《明史》卷41《志第十七·地理二》，第950页。

[79] 乾隆《即墨县志》卷2《建置》，第2页。

[80] 同治《即墨县志》卷2《建置》，第41页。

[81] 即墨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即墨市志》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82] 《明太祖实录》卷257，第3716页。

[83] 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http://www.dpm.org.cn/collection/seal/229018.html，2017年8月8日。

[84] 浮山所《侯氏族谱》，由卫学秀才侯天祉、侯桐据旧谱所修，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成书，后多次重修，2002年孙文程等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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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小文最初完成于2013年8月，为本人从近代史向古代史的第一篇习作。小文与另一篇《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本为同一章，但因字数超过5万，实在太长，只好将这部分考证建置时间的文字抽出来，形成专文。

蒙《学术研究》不弃，小文得以刊出。小文原名《官印所见明初山东沿海卫所建置时间考——以雄崖、灵山、鳌山诸卫所为例》，后因感觉文章稍短，只好将倭寇背景和乐安卫加上。如此一来，文章标题也只好随着变动。原稿有有几方官印图片，因篇幅有限，刊发时只能舍弃。为方便参考，此处再将原图补上。

小文为考证性文章，涉及问题比较微小且琐碎，能够发表，实属不易。万分感谢之前两位匿名专家和编审，感谢郭秀文副主编和各位师友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