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研究》第1-2辑目录

海洋文明研究（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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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探讨、研究了海洋文明，搜罗的论文既广且深，内容涉及古代海防军事史、古代沿海政权史、古代沿海经济史、沿海城市发展史、西方地图史、现代渔业、海洋信仰、海交基础建设等。“海洋文明”这个学术领域可谓包罗万象，本书展现出了一幅宏伟的研究景象，将有助于推动海洋文明研究的发展。

出版信息

出版社: 中西书局; 第1版 (2016年9月30日)

外文书名: Maritime civilizations research

平装: 208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547511329

条形码: 9787547511329

商品尺寸: 26 x 18.6 x 1.2 cm

商品重量: 481 g

品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主编简介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历史系主任（1996—2006），人文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2006—2009）、院长（2009—2016）。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初中历史教科书主编等。2016年4月18日受聘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

序言

记得有人说，中华文明是黄色的文明。滔滔黄河之滨，广袤黄土之上，华夏祖先栽种粟米，烧土制陶，造就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不仅是世代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基石。黄色，是土地的颜色，是中原人民生活的基调，也是中原专制皇权的象征。

然而，单一的黄色，并不能囊括全部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东海之滨，江南地区，南海之畔，岭南大地，另一种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也在潜滋暗长。海滨的贝丘遗址告诉后人，海洋同样也能提供丰富食材，养育我们的祖先。漫漫历史长河中，海洋从未成为人类的禁地。划着独木舟，远古的先民远渡汪洋，将足迹从东亚大陆延伸到太平洋上的大小岛屿。越人就是优秀的航海民族，凭借高超的造船技术，驰骋于东南海域。一代代中国人不惧风浪险阻，驾驭帆船，勇敢地踏上艰险莫测的海上之旅，或为经商贸易，或为寻求真知，或为传播文化，或为寻求生机……

浩瀚的历史长卷中，海洋赐予人们的恩惠数不胜数。比如海上贸易，不仅推动商品流通，也促进了物种传播，不仅使沿海地域兴起无数的繁荣港市，也给长期地狭人稠的东南海疆带来宝贵的发展机遇。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国际都会——唐代的扬州、广州，宋元的杭州、泉州，皆是商贾云集，百货凑聚，繁盛异常，无不归因于对外贸易的开放。绚烂的思想文化，也通过海路远涉重洋，给世界的文明进步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十五世纪后，新航路的开辟催生了大航海时代，东亚与西方通过海路骤然接近，海上贸易急剧扩大，科技与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时代终于来到了！由此开始，称雄于海洋，就能引领全球；重视海洋文明，就意味着不落后于世界。

与其说陆以洋分，毋宁说陆以洋合。中华文明是多元文明，它以农耕文明为主，也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组成部分。

可悲的是，在古代中国，沿海民众从海洋文明的发展中获益，而统治者却对蓝色海洋深感恐惧。在后者的眼中，海上贸易的利润无足轻重，而臣民与海外的交流却足以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于是一道道海禁法令接踵而至，甚至让严酷异常的迁海令荼毒数十载，中国的海洋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是物质上的巨大损失，更是精神上的横遭摧残。长期的禁海锁国，让中华民族终究错失了与世界接轨的良机。蓝色文明之殇，终究是国之殇。

迈入近代后，随着五口通商，沿海城市进入近代化进程，我国也逐渐融入全球化。广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的崛起，逐渐形成海陆联动的发展方式，这种文明的转变是海洋文明的一种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上海、宁波、深圳……越来越多的港口跻身世界名港之列。在文化上，冒险、开放、商业契约等海洋文明的精神日益宏扬，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时尚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如今，走向海洋，已成为国家的远大战略。

然而，中华海洋文明的特征是什么？哪些因素促进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我们的海洋文明史阶段怎样划分？如何进行我们的海洋叙事？南方沿海地区与北方沿海地区的相同与差异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探索与解答。

当下，研究海洋文明，探索蓝色海疆，是时代的召唤、国家的希冀，也是本刊创办的初衷。我期待作者与读者一道努力，促进中国海洋文明史的研究。

文摘

海塘对于浦东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所有曾出现的史载有名的市镇全部分布于钦公塘内，尤其是沿钦公塘一线，其成镇时间集中在清中期以后，甚至晚至民国，且规模上一般属于小集市类型。据《七团乡小志》记，缘钦塘相对最大的市镇是江家路，其成镇时间也不早于清道咸年间。而钦塘以东的新成陆区域，在传统时代一直未有市镇进入方志之记载。越出钦公塘以外的土地开发应在明万历间钦公塘修筑之前已经开始，迄今400年间竟然未出现发育成熟的市镇聚落（现代浦东开发后的城市化时期不在此论述范围内），足见市镇聚落形成所需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比乡村聚落更高，在滨海新垦土地上，市镇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时长、一定的乡脚规模和稳定安全的地理环境。从中也可看到统一的海塘对于市镇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钦公塘内的生产、居住安全性与较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有利于市镇的形成，这与塘外之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钦公塘以内地区，沿钦公塘、老护塘与南北向的干河曹家沟这三条线，市镇分布较他处集中，表明了稳定通达的水陆交通条件对市镇形成的重要性，这与西乡市镇的形成条件是相同的。但在河港通航条件较差的滨海一带，可能以海塘为中轴的陆上通道比西乡更有利于市镇的形成，沿海塘成镇的现象即可为之提供佐证。高大坚固的统塘筑成后，不仅保护塘内农耕与聚落免受咸潮侵袭，塘顶亦可作为顺直平坦的交通要道，“行其上者若坦途，耕于其内者若倚平冈”。

距离海塘较远的三林镇的情况，则更明显地体现了成陆时间与海塘庇护对于大镇形成的必要性。由于西晋直至唐宋时期的海岸线长期稳定在三林以东下沙、北蔡一线，三林远离唐宋以后新成的海岸线，故可以“内地”自居，遭受咸潮飓风等自然灾害的频度和严重程度均低于东部沿海一带，成于民国中期的《三林乡志》残稿卷六《祥异》部分对发生在三林的历代异常自然现象及灾害作了追溯，但其中缺少咸潮侵袭的记载，可能是由于体例偏差所致，但也聊可作为三林自然环境得以改善的佐证。（参见《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四卷《三林乡志》残稿，第171页。）加上长期农耕发展形成了质地良好的土壤（与西乡类似的水稻土），奠定了较稳定的生活环境，所以不仅其自身在宋末元初由村聚发展成了大型市镇，而且带动了小市镇群的形成，例如题桥市镇和杨思桥镇，宋时即具备市镇形态；六里桥镇，明代开始形成，清代已成为有着二百家市肆的大镇；拨赐庄，宋元时已为巨镇。可见大镇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自然环境调适和人文积淀。

至于海塘以内市镇聚落缘起的社会经济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别：河道交汇处人流货物集聚成市；依码头、桥梁等交通要隘成市；因某行贸易而兴；自开设零星店铺起始；商人建房自用或出租创市；大户建房招商创市等。在这几种起因中，由商铺的零星设立、小型贸易集散地发展而成的小规模市集是浦东市镇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这种市镇的初级形态在淞北滨海的宝山一带也同样较为常见。例如，宝山县月浦新兴市，“光绪初年，只茅屋三四家，今有木行一家，南货、布庄、药铺、茶酒等店十余家”；宝山县杨行乡湄浦桥市，“有油车、茶酒、杂货等店数家，设于湄浦之北”。

总之，小市集居多、大镇发育成熟的少、市镇密度不大，说明浦东市镇体系直至现代时期仍处于初级阶段，这可能是滨海市镇甚至包括低乡市镇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如果不是当代浦东地区的城市化，浦东市镇化的发育程度与西乡相比仍然相当落后。

值得说明的是，浦东历史上形成的少数几个大镇基本是与浦东开发进程中发达的煮盐业有关，这体现了滨海开发史上的经济特征。明弘治时已形成的新场镇、下沙镇、周浦镇、八团镇，均由盐业兴盛而发展成为大镇。后来由于长江主泓南移、海水变淡的原因，浦东盐场逐渐衰落，其中下沙盐场至道光年间已全部停煎，但这些当初规模宏大的市镇“余威犹存”，今天依然是联系浦东广大乡村地区的主要商业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那么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当初兴盛一时的盐业已经成为历史，为何这些市镇仍然得以长期延续？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可能是这些依托盐业所形成的大镇所曾经拥有的人口集聚、人文积淀、经济基础等优势具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但另一个隐性的因素，即地理环境的优势，例如河道条件，或称当初市镇选址的优势，也应当引起关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多数市镇曾经屡次遭到如倭乱、太平天国等兵事的摧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元气逐渐复原，时至今日仍然是实力雄厚的市镇。即使是受到当今城市化的冲击，这些大镇仍然可发展成为某一城区范围内的副中心。

《海洋文明研究》（第二辑）

苏志良主编

薛理禹执行主编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书号：9787547513200

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