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光，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2期，第47—52页
责任编辑：李成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ZS052）阶段性成果之一
14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国，各地起义不断，烽火四起，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朝鲜半岛，内外交困，最终李成桂（1335—1408）推翻高丽政权（918—1392），开启了李氏朝鲜（1392—1910）时代。日本，南北朝（1336—1392）对立，各股势力相互征伐，战火连绵。
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倭寇四处流窜，不断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烧杀抢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日本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东亚三国关系的冷暖。鉴于倭寇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将东亚三国之间围绕倭寇问题而展开的外交活动称为“倭寇外交”。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较为重视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史，但却漠视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史。以东亚关系史为例，有关中日、中朝外交史的论著较多，如孙乃民主编《中日关系史》（2006）、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2011）、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1996）、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轮》（1997）、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2001）、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2006）、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2014）等。然而，有关日本和朝鲜外交史的研究却极为匮乏，甚至连翻译成果也不多见。学者对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问题研究较多，本不足为奇，但若完全忽视其他国家间的外交史，则不足为取。事实上，因倭患是中国和朝鲜共同面临的问题，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倭寇外交”，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中国局势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从东亚多边视角来理解三国间的外交互动。
一、朝鲜史料中的倭寇
有关13—14世纪朝鲜半岛倭寇情况的精深研究，主要以韩国和日本学者为主，如李領《倭寇と日麗関係史》（1999）、太田弘毅《倭寇——日本あふれ活動史》（2004）。田中健夫认为，有关“倭寇”的最早记载，见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好太王碑，其中404年条刻有“倭寇溃败”的文字。然而，倭寇真正的持续性活动，应该始于13世纪初期。高宗十年（1223），朝鲜半岛爆发倭寇侵犯事件。五月，“倭寇金州” ，之后几年，倭患事件接连发生。十二年四月，“倭舩二艘寇庆尚道沿海州县，发兵悉擒之”。十三年正月，“倭寇庆尚道沿海州郡”。六月，“倭寇金州”。十四年四月，“倭寇金州，防护别监卢旦发兵，捕贼船二艘，斩三十余级，且献所获兵仗”；五月，“倭寇熊神县”。这一时期的倭寇主要是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名主和同伙，他们一方面到中国和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入侵的日本人），大为恐怖”。1265年，因倭寇入侵高丽沿海村庄，高丽政府令将军安洪敏率三别抄军御之。1280年，倭寇再次侵掠固城、漆浦、合浦等地，掳走渔夫。忽必烈两次征日本与倭寇侵犯高丽沿海地区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防范倭寇，高丽曾多次向元朝汇报倭寇侵扰边境的情况，并请求处理。
1350年，倭寇进一步侵犯朝鲜半岛。二月，倭寇侵掠固城、竹枺、巨济等地；四月，倭船百余艘袭击顺天府，掠夺南原、求礼、灵光、长兴等地的官府运粮漕船；五月，倭船60艘袭击顺天府，一艘倭船被捕，13个倭寇被斩杀；六月，倭船20艘烧合浦营舍，袭击固城、会源等地，并进犯长兴府、安壤郡；十一月，倭寇侵犯东莱郡，珍岛县为避免倭寇的侵掠而迁移到内陆。
1370—1380年代，倭寇活动进入了极盛时期。1377年，倭寇至少侵犯朝鲜54次。次年，48次。这一时期，倭寇主要以官方漕粮船和储藏粮食的官库为主要抢劫对象，其规模也比之前要大很多，通常实行团队作战，每个团队可达400艘船、3000余人。
二、中国史料中的倭寇
国内有关明代倭寇，尤其是嘉靖大倭患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早在1934年，陈懋恒就曾出版过《明代倭寇考略》，范中义、仝晰纲也有专著《明代倭寇史略》（2004）问世。最近，刘晓东《“倭寇”与明代的东亚秩序》（2019）对明代倭寇与东亚秩序进行了专门论述。然而，国内有关元代倭寇的专文，似仅见于王颋、高荣盛的研究。最近，笔者又对之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日本频繁出现的干旱、台风、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是导致日本出现动荡局势的重要诱因，而气候变冷则导致粮食减产，引发饥荒，进而导致倭寇流向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四处掠夺。
元代，倭寇频扰中国沿海，尤其是元末，更为严重。沿海各地，从福建到江浙，再到山东、辽东沿海，均遭受过倭寇荼毒。至大二年（1309），庆元地方吏卒对日商不公，导致日商“火城市，杀吏民”。1320年代，庆元再次爆发严重的倭患事件。当时进犯鄞县的倭寇多达40余人，且携带利器，组织有方。倭寇流窜到昌国北界后，抢劫焚毁了14处商家和130家民宅，并掳走民人。谔勒哲图将军驾巨舰追击到倭寇后，并未直接将之歼灭，而是晓之以大义，最终将之招安。1324年六月，倭寇进犯鹤沙（今上海浦东新区），残杀居民达600人，瞿妇乔永贞氏拒辱反抗，后死于倭寇刀下。丘葵（1243—1332），福建泉州府人，“元时倭寇至其宅，他无所犯，惟取遗书以去”。
1330年代，倭寇活动逐渐扩展到北方沿海地区。至元年间（1335—1340），“山东傍海诸郡，奸盗潜通岛夷”。从1358年开始，倭寇又开始“连寇濒海郡县”。是年，倭寇进攻辽东的金复州等地。1363年八月，倭寇又侵掠蓬州，守将刘暹奋勇抵抗，大败倭寇。1366年，月鲁不花等一行在渤海湾铁山附近遭遇倭寇，众人虽顽强抵抗，但却不敌，致使月鲁不花及其妻妾、儿子等80余人都被杀害。被害人之多，令人震惊，足见倭寇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獗。
明朝建立之后，倭寇并没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明初，沿海的山东、浙江、广东、福建、辽东等地是倭寇侵掠的重灾区。洪武二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洪武初，倭寇多次袭击苏州、崇明等地，烧杀抢掠，沿海之地皆患之，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官军出海捕倭，遂败其众，获倭寇92人，得其兵器、海艘。明初倭寇主要以对马岛、壹歧岛、平户岛等地的日本人为主，朝鲜史籍称之为“三岛倭寇”。
三、从多方记载看东亚三国间的“倭寇外交”
以往国内学者多偏重于中日、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而忽略周边国家间的外交史。新世纪以来，多有学者试图跳出藩篱，开始从多边视角研究东亚史，如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2006）、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2009）、赵莹波《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2016）。然而，这些论著中，有关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内容，依然不尽如人意。事实上，双方之间外交往来颇为频繁。为抗议倭寇暴行，高丽多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进行交涉。1227年初，高丽专门遣使赴日，控诉倭寇在高丽的掠夺行为。大宰府少贰武藤资赖在高丽使节面前斩杀90个倭寇，以示惩戒。五月，日本国寄书“谢贼船寇边之罪”，仍请修好互市，倭寇“侵掠稍息”。1259年七月，高丽遣使日本，请禁海贼。1263年二月，倭寇金州熊神县，掠贡船，抢走120石谷米，43匹绸布，“居民衣食资生之具，尽夺而去”。四月，高丽遣使日本，严重抗议倭寇行为，并请禁海贼。
14世纪中后期，正是倭寇猖獗期，然而，此时的高丽政权内外交困，海防陷于停滞，无法通过武力有效防御倭寇。因此，高丽政权希望继续通过外交手段平息倭寇。1366年，恭愍王（1351—1374）遣使赴日，以元朝征东行中书省的名义，要求日本镇压倭寇。室町幕府派遣使者带着鞍马、铠甲和太刀等礼物到达高丽，表示倭寇主要是四国、九州地方海贼，尚不能对之加以镇压。尽管如此，这次交涉似乎取得了一定成效。1368年，对马岛万户遣使高丽。闰七月，高丽派使臣到对马岛。之后，双方多有互动，建立通交关系。该年，倭寇基本上没再进犯高丽。然而，好景不长，辛禑王（1374—1388）时期，倭寇再次爆发，并进入极盛阶段。为此，辛禑王从元年至五年，接连不断五次遣使赴日交涉。日本也不断做出积极回应，协助高丽捕倭。1378年六月，九州探题今川了俊（1326—1420）派遣僧人信弘，率军69人捕捉倭寇。七月，信弘在兆阳与一艘倭寇船交战，尽杀之，解救被虏高丽妇女二十余人。1379年，高丽使臣韩国柱到日本九州，请求禁绝倭寇。日本大内义弘遂派遣朴居士率领186人到高丽，协助高丽防倭。后因高丽河乙沚“逗遛不救”，致使日军大败，死伤惨重。
同样，明初民生凋敝，明政府无力加强沿海军事力量，故多依赖外交与祭神等消极措施平息倭患。继位之初，明太祖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禁倭，故而积极展开“倭寇外交”。洪武元年十二月，明太祖“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传达了明王朝欲与诸国通好的信息。然而，使者在到达日本境内之后，不幸被贼所杀。
面对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明太祖不得不于二年二月再次派遣行人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明太祖在国书中明确提到山东所遭受的严重倭患，“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 ，要求日本靖倭。杨载一行到达日本时，怀良亲王势力正盛。杨载一行不但没能使日本臣服，反而激怒了怀良，致使来使被斩、被囚，大国颜面尽失，要求日本禁倭一事自然也是告吹，倭寇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三年三月，明太祖又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持诏谕日本国王。明太祖指出日本不但没有入华朝贡，反而纵民为寇，“故扰我民”。经过一番交涉，最终，怀良决定遣使来华，“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明太祖对日本来朝大喜过望，遂厚待来使。
明太祖除厚赏怀良使臣外，还特意遣使护送日本使臣回国。七年五月，室町幕府（1336—1573）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派遣使团随明朝使臣入华。日本使团除了进贡宝马与方物，还送还了100多个被掳人。明太祖念其辛劳，遂赐宣闻溪等人文绮、纱罗等物，但是却又因其书达中书省却无表文而拒绝接受进贡的宝马与方物。随后，明太祖敕令中书省修书，指责日本纵民为盗，令其奉礼革新。之后，日本多次遣使来明，但多无功而返，两国外交陷入僵局。
洪武十三年十二月，明太祖特地遣使前往日本，指出日本“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对倭寇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十四年七月，怀良又遣使贡方物，明太祖却之，并责备日本国王与将军“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接到明朝来信，怀良也不甘示弱，遂修了一封措词极其强硬的回函。明太祖“得表愠甚”，但是“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此事件导致中日之间外交关系的中断，双方只保持了其他方面的零星交流。十九年，林贤通倭事件爆发，明太祖欲借助日本平倭的希望彻底破灭，故其“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后，在加强海防、采取怀柔等措施的同时，继续展开与日本的“倭寇外交”。即位当年，李成桂便遣使赴日，要求禁绝倭寇。足利义满同意朝鲜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平息倭寇，并送还被掳人给朝鲜和中国。此后，朝鲜不断遣使日本，要求日本禁绝倭寇，九州探题今川了俊等人也积极配合禁倭。之后，大内义弘取代今川氏同朝鲜交涉。1395年底，大内氏遣使向朝鲜国王贡献方物，次年三月遣使到朝鲜通报禁倭情况。1397年，大内氏又遣使至朝鲜，朝鲜也派遣朴淳之作为回礼使赴日，要求禁止对马、壹岐及肥前松浦等地的倭寇。足利义满接受他们的要求，并送回朝鲜100多个被掳人。作为回报，足利要求朝鲜赐予大藏经木板和佛具等。
为了与明朝展开贸易，1401年，义满遣使携带贡物赴明，并送还被掳人。然而，此时明朝正值动荡时期，建文帝态度较为冷淡，只赏赐了少量礼品，并要求日本举全国之力铲除倭寇。永乐帝即位不久，1403年秋，日本使团便携带国书抵达宁波，请求觐见。永乐帝甚喜，厚待来使，并签订勘合贸易条约，允许日本朝贡贸易。义满接受明朝的册封之后，积极限制倭寇活动。义满死后，义持（1386—1428）一反其父的做法，断绝了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不再遣使纳贡，放纵倭寇活动，致使倭寇又重新猖獗。1418年，永乐帝遣使，押送捕获的倭寇数十人到日本，向义持问责，但无功而返。次年，又遣使谴责义持纵民为寇，但义持不为所动。义持死后，其弟义教（1394—1441）即位，决定恢复中日关系。1433年，义教遣使赴明。为到达要求日本镇压倭寇的目的，宣德帝厚赏来使，并签订新的贸易条规。双方朝贡贸易恢复之后，倭寇侵犯中国沿海的活动明显较少。
除中日、朝日之间的“倭寇外交”外，中国与朝鲜之间就共同所面临的倭寇问题，也有过一些交涉。比如，明太祖就曾多次提醒高丽，要求对方整顿武备，加强海防，防御倭寇。1374年，明太祖还专门赐给高丽用来制造火药的五十万斤硝、十万斤硫磺等军需物资，支持高丽防倭。朝鲜半岛也曾多次送还中国被掳人给明朝，以表谢意和忠诚。
四、小结与展望
由上观之，13—14世纪，倭寇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暴行，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伤害。为解决倭寇问题，朝鲜和中国不断遣使赴日，展开“倭寇外交”。高丽时期，恭愍王、辛禑王等不断派遣使团，前往日本交涉。李氏朝鲜继续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要求平息倭寇，送还被掳人。高丽和朝鲜的对日外交，对于平息倭寇，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明初，明太祖每次遣使日本，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倭兵数寇海边”、“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 “肆侮邻邦，纵民为盗”，可谓不厌其烦。在国书中屡次明确提及倭寇问题，充分表明明太祖的真正关注点。随后，足利义满、义持、义教等历代室町幕府与明朝交往时，若能较好解决倭寇问题，则两国修好；反之，则两国交恶。由此足见，倭寇问题在东亚外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倭寇发源于日本，流窜到朝鲜半岛、中国、琉球，甚至远至东南亚各地，波及范围极广，因此，在研究倭寇问题时，不应局限于单个国家或地区，而应从东亚视野出发，将各国间围绕倭寇问题而展开的交涉视为多边外交，重视各国间的互相影响。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