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往学者研究朝代鼎革，多从传统的陆地视角分析，鲜从海洋视角探讨。元明鼎革之际的北方海洋史，既有海洋政策和海洋贸易的嬗变，也有倭寇和海防的渐变，又有官方海运的因袭，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线索并存过程，而非简单的继承或革命的二元对立。对元明之际北方海洋史的分层细化研究，有助于突破传统陆地视角的单一解读，为学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元明鼎革理论提供新视角和新注解。

关键词：北方海洋史  元明鼎革  海运  倭寇  海防

原刊：《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第154—172页。PDF文档免费下载
责任编辑： 王申
收稿日期：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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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Gradation and Inheritan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thern Ocean History of China

MA Guang

Abstract: In the past, scholars study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dynasties have mostly analyzed it from a traditional land-based perspective, rarely exploring it from a maritime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ocean of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Yuan to the Ming dynasty is a complex process with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changes in maritime policies and trade,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Japanese piracy (wokou) and coastal defense, as well as the continuation of official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It is not a simpl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revolution. A detailed and layered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ocean of China during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can help break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a singula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and-based perspective,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new annotations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further enrich and perfect the theory of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Keywords: history of northern ocean of China, Yuan-Ming transitio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wokou, coastal defense

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通常会引起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些变革超出了单纯的朝代更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初 “唐宋变革”说，认为由唐至宋，中国历史从中世进入近世，发生了重大转向。[1]该学说在全球学术界影响深远，至今仍广为学者关注。受此启发，学术界又提出“宋元变革说”“明中期变革说”“明清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Song-Yuan-Ming Transition）[2]等学说，试图通过对王朝更替的研究，更加深入理解历史变迁。

对于元朝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多认为明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继承了元朝的发展，二者之间是连续而非变革，即并不存在剧烈的革命。宫崎市定认为明朝继承了元朝东亚大帝国的性质，元明更替的政权交替色彩重于社会革命，明代对元代更多的是继承，而非革命。^[3]达德斯（John W. Dardess）从国家制度层面出发，认为明代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元代的发展。^[4]李伯重通过对宋元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研究，指出其稳定性超过了所谓的“十四世纪转折点”，即元明之际的江南发展并未中断，是一个基本连续的环节。^[5]李治安认为元代及明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明前期在诸多方面承袭了元代的发展。^[6]赵世瑜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指出元明同宋元、明清之间一样，都具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相对连续性，并无激烈的变动。^[7]滨岛敦俊认为元明鼎革之际的江南地区并未遭受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损害，经济构造未产生变动，社会阶级层面也未见断裂，没有形成一个像唐宋变革那样的历史转折。[8]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元明之际更多的是变革，而非延续。李新峰从军事、政治结构、社会变迁、文化等角度分析，认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9]还有一些学者，从礼俗、思想、服饰等方面对元明鼎革展开了论述。^[10]

以上观之，学者在论及元明鼎革时，通常将继承和革命视为水火难容的两个对立面，且多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传统视角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从海洋史角度考察元明鼎革，又会有怎样的结果？提及元明之际的海洋史，多数学者首先会想到海外贸易政策由宽松到严苛的嬗变。然而，除此之外，海洋的其他方面，如官方海运、造船航海技术、倭寇活动、海防建设等，是否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抑或有不同的形态？过去学界对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如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沿海区域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是对北方海洋史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11]有鉴于此，本文侧重对元末明初以山东、辽东为代表的北方海洋史进行考察。[12]

一  嬗变：从开海贸易到厉行海禁

（一）元代北方沿海各地贸易的发展

元朝虽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所建立，但对海上贸易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积极鼓励商人出海贸易，推动经济发展。^[13]早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蒙古占领浙江、福建等地后，元朝政府沿袭南宋旧制，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设置市舶司，招降并重用南宋旧官，积极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十五年（1278），元世祖命令福建行省向外国商船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4]为进一步推动海外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正式制定了详细的市舶法则《市舶则法二十三条》。^[15]受政府积极政策的引导，元朝海外贸易呈现繁荣局面，“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16]

在这种背景下，北方各港口与其他各地之间的海上往来紧密，贸易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诗人朱晞颜曾乘船从东南沿海出发，浮海北上，经盐城、莺游山、乳山岛、蓬莱、沙门岛、莱州洋等地，然后到达直沽、辽阳。在其《鲸背吟》诗集中，朱晞颜提及一行人等在沿途多有停船靠岸，补给淡水和柴火等生活必需品。^[17]由此可见，当时南北海运畅通无阻，无疑是商品流通的重要保障。

元朝政府每年需要从江南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供给大都，海运船经过各地时，船员需在沿途登岸，补给薪柴、淡水等，“凡海舟以竹筒贮淡水数石，度供舟内人两日之需，遇岛又汲”，^[18]于是便不可避免会与沿海居民接触，进行交易，从而促进了沿海贸易的发展。作为海运河运中转站的直沽因海而生，依河而兴。作为漕渠咽喉之地的河西务，逐渐赢得了“京东第一镇”的美誉。^[19]元代多有诗作描绘直沽的繁荣景象，如“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20]“东吴转海输秔稻，一夕潮来集万船”。^[21]近些年来，天津武清区陆续发现了10多个航运相关的重要遗址，如杨村遗址、河西务遗址、大赵庄遗址、小河遗址等，出土了银锭、铜权、铁权、铁锅、黑釉大罐等元代文物。^[22]1982年，考古学家曾对河西务十四仓遗址进行初步的勘探挖掘，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瓷器、铜镜、建筑瓦件等元代文物。瓷器有浙江龙泉窑所产的元青瓷划花碟、青瓷小盘，河北磁州窑所产的元白釉褐彩鱼藻纹盆、荷叶口罐盖、白釉褐彩盘，钧窑所产的元瓷碗、盂、炉、小盏等，江西景德镇所产的元影青龙凤纹扁壶、圆壶等。这些瓷器与元大都、元上都所发现的瓷器类别大体相同，出土时有的成类在一起，应为成批的商品。^[23]抹直海口仅为蓬莱下辖的一处小港口，“元为客商兴贩、渔樵采捕出入之所”，^[24]因地处海运要道，南北客商在此云集，呈现出了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有关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商业往来，尽管史料记载不多，但是出土实物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1984年和2005年，蓬莱水城在清淤过程中出土了一大批文物，其中最多的当属元代瓷器，如元代晚期的竹节柄状高足杯、卷唇墩式碗，磁州窑施黄褐色纹样碗、景德镇清白瓷碗和北方窑口生产的碗、盏托、执壶、瓶。这些瓷器主要来自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和山东的地方窑。200余件瓷器中，仅龙泉窑碗就有95件，高足杯6件，合计已经超过总数一半。蓬莱出土的这些元代制品，多为外销瓷，可能是通过长江水系运至庆元，然后再从庆元等港口转运，说明庆元港与登州港有着密切的关系。^[25]1986年，辽东金州地区也出土了大量南北各地所产的历代陶瓷器，其中有不少陶瓷与蓬莱水城出土的陶瓷品种相同，如两地出土的元末龙泉窑高足杯和墩碗等款型均相同。金州等地出土的陶瓷器，应是从登州装船，而后渡过渤海海峡运到辽东半岛。这些出土文物，为两地之间密切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实物证据。^[26]

（二）明代北方沿海各地贸易的停滞

明朝建立的最初两三年，明太祖曾允许中外通商，并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27]然而，好景不长。至迟从洪武四年（1371）开始，明朝开始厉行海禁。面对来自海上的倭寇和海盗，为防止沿海居民与外夷勾结，明太祖“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28]之后，明太祖不断发布禁海法令。^[29]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疋、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30]从这些禁令可知，明廷不但禁止沿海居民私自下海与外国交易，同时也禁止民间使用外国产品，试图从根源上断绝私贸行为。

在禁止私自海外贸易的同时，明廷还严格限制国内沿海的正常捕鱼活动。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皇帝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31] 宣德六年（1431）九月，宁波知府郑珞请弛出海捕鱼之禁，以利民生，却招到明宣宗的训斥：“尔知利民而不知为民患。往者倭寇频肆劫掠，皆由奸民捕鱼者导引。海滨之民，屡遭劫掠。皇祖深思远虑，故下令禁止。……宜遵旧禁，毋启民患。”^[32]由此可知，为防止奸民与倭寇勾结，早在洪武时期就已禁止在沿海捕鱼。

洪武初期，就连沿海盐运也曾一度被禁止。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两浙运司奏称“商人赴温州各场支盐者，必经涉海洋，然着令军民不得乘船出海，故所司一概禁之，商人给盐不便”。明太祖见状，宣谕曰：“海滨之人，多连结岛夷为盗，故禁出海。若商人支盐，何禁耶？”^[33]民不可一日无盐，而海运又是食盐流通的重要途径，故最终得以弛禁。

明朝的海禁政策无疑给海上贸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半岛与其他沿海各地的民间海上贸易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弘治年间。弘治三年（1490）四月，辽东都指挥陈概等派人前往山东购买粮米，但是却因“不通舟楫，无处籴买”而颇为犯难，因此只好恳请改纳黄豆。^[34]舟楫不通，说明当时两地之间往来船只受到严格控制。弘治十三年（1500），明廷或许认识到，过于严厉的海禁并不利于民生，加之当时沿海相对安全，故特意放宽限制，“若小民撑使小船于海边近处捕取鱼虾、采打柴木者，巡捕官兵不许扰害”。^[35]允许普通民众在沿海捕鱼打柴，无疑大大放宽了对民间船只的管制。之后，山东沿海的民间贸易稍有恢复，来自南北各地的商人开始在山东沿海各地从事经商贸易活动。

二  渐变：倭寇渐多与海防渐强

（一）元代倭寇的兴起

对倭患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多集中关注明代嘉靖大倭患，但对元代倭寇问题却缺少相应的热情。^[36]事实上，自1223年始，倭寇就曾多次侵扰朝鲜半岛，给金州、海州等地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37]元代，倭寇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也相当频繁，尤其是在元末，“倭屡入寇，抑无所纪”。^[38]中国沿海各地，从福建到江浙，再到山东、辽东沿海，均遭受过倭寇荼毒。

倭寇侵扰沿海，多与来华日本商人相关，尤其是庆元地区的倭患更是如此。日本商人到元朝贸易时通常携带武器。这些武器既可用于海上自卫，又可用于杀烧抢掠，为中国海防埋下了安全隐患。至大二年（1309），日本商人火烧庆元。^[39]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之后的一系列倭寇活动，为元代倭患的一个“标志性起点”。^[40]此后，江浙、福建等地沿海不断受到倭寇的侵扰。1330年代，倭寇活动逐渐扩展到北方沿海地区。至元年间（1335—1340），赵天纲曾奏称“山东傍海诸郡，奸盗潜通岛夷，叵测上下”，山东濒海之地颇受其害。^[41]

从至正十八年（1358）开始，倭寇又开始“连寇濒海郡县”。是年，倭寇进攻辽东的金复州等地，纽的该奏请朝廷派人“往赏赉而抚安之”。^[42]二十三年（1363）八月，倭寇又侵掠蓬州，守将刘暹奋勇抵抗，大败倭寇。^[43]1366年，月鲁不花等人在渤海湾铁山附近遭遇倭寇，众人虽顽强抵抗，但却不敌，致使月鲁不花及其妻妾、儿子等80余人都被杀害，胡均等人幸免于难，得以逃脱。被害人之多，令人震惊，足见倭寇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獗。^[44]

（二）明代倭寇逐渐增多

明朝成立之后，倭寇并没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洪武元年（1368），“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45]洪武二年（1369）四月，“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46]可见，明初倭寇依然猖獗，沿海的山东、辽东、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是倭寇侵掠的重灾区。明初倭寇主要以对马岛、壹歧岛、平户岛等地的日本人为主，朝鲜史籍称之为“三岛倭寇”。^[47]

表 1 明代倭寇侵犯中国沿海次数

资料来源：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28、33、114、140、158、315、351页；〔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第113—115页。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都是三面环海，漫长的海岸线使得北方的海防极为困难，很容易成为倭寇袭击的对象。洪武二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居民男女而去。”^[48]三年（1370）六月，倭寇侵掠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又寇福建沿海郡县。^[49]四年六月，倭寇侵犯胶州，劫掠沿海人民。^[50]六年（1373）三月，倭寇进犯莱、登等地，令指挥使於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51]七月，倭寇侵犯即墨、诸城、莱阳等县，沿海居民多被杀掠，诏近海诸卫分兵讨捕之。^[52]二十二年（1389）九月初，高丽赴华使臣权近在庙岛候风期间，目睹倭寇对岛上一个村庄杀伤抢劫后的悲惨景象：“海贼侵孤岛，空村气惨然。可怜夫殒命，唯有妇呼天。清血沾双袖，哀声彻九泉。夜深闻愈切，远客为无眠。”^[53]

洪武初期，北方沿海常遭倭寇侵掠。山东倭患尤为严重，以至于洪武二年明太祖在给日本的第二份诏书中特别提出山东倭患严重，要求日本禁倭。^[54]洪武七年（1374）至永乐初，除了洪武二十二年和三十一年（1398）有倭寇侵扰记录之外，其余年份均未见有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倭寇已暂时平息。同时，沿海其他地区的倭寇活动也相对较少。^[55]

永乐年间，北方遭遇倭寇侵犯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有时规模较大，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例如，永乐六年（1408），倭寇成山卫，掠白峰头寨、罗山寨，登大嵩卫之草岛嘴；又犯鳌山卫之羊山寨、于家庄寨，百户王辅、李茂被杀；不逾月，倭寇又进犯桃花闸寨，郡城、沙门岛一带被倭寇抄略殆尽，百户周盘被杀。^[56]倭寇袭破宁海卫，杀掠甚惨，而指挥赵铭等守将却畏葸不前，剿倭不力，之后又虚报杀获贼数，欺诳朝廷。为此，永乐帝龙颜大怒，遂将多位守将官分尸示众，以儆效尤。^[57]十二月，永乐帝命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率舟师沿海捕倭。^[58]七年（1409）三月壬申，柳升奏称：“率兵至青州海中灵山，遇倭贼，交战，贼大败，斩及溺死者无算，遂夜遁。”^[59]最终，这些倭寇被朝鲜水军发现，并被处以死刑。^[60]

（三）宋元代海防的发端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重陆轻海”的国防观，但随着边疆形势的发展，海防问题得以突显。以往论者多认为中国的海防始于明朝初期，然而，其实至迟在宋元时期，山东海防就已开始布局。宋辽对峙时期，“号为极边”之地的登州，与辽朝所辖的辽东等地隔海相望，辽军“便风一帆，奄至城下”。为防御契丹入侵，宋朝在此常屯重兵，教习水战。宋朝庆历二年（1042），登州修建刀鱼寨，在原有平海两指挥基础之上，又增置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皆为禁兵。^[61]庆历三年（1403），郡守郭志高奏请设置刀鱼巡检，派水兵三百人戍守沙门岛，仲夏居鼍矶岛，秋冬还南岸。^[62]宋熙宁年间，“刀鱼战棹司每季那巡检一员，将带兵甲，下北海𫘞基岛驻扎”。^[63]景德之后，常年屯兵不下四五千人，可谓北宋最大的一支水师。[64]

元朝，登州“水军之防，仍寻宋制”。^[65]至元年间，赵天纲称因山东海防较弱，导致沿海诸郡多有奸盗与倭寇相勾结，故奏请“出甲兵、楼橹，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处”，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66]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命买列的开分元帅府于沂州，以镇御东海群盗。十一年（1351）三月，置山东分元帅府于登州，总管登、莱、宁海三州三十六处海口事。[67]为防御倭寇，庆元等地也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大德八年（1304）二月，元廷调集500人守庆元， 300人守定海。^[68]四月，又“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69]至大二年，江浙省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中调取三分之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至大四年（1311）十月，因“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枢密院遂下令于“冲要去处，迁调镇遏”，加强海防力量。^[70]从目前所存的几方官印可知，元代山东沿海曾设有多个千户所、百户所。例如，至正元年（1341）二月，设胶密莒镇等处沿海巡防千户所。该千户所之印“形正方，径二寸，蒙古篆书，背所镌字左一行曰胶密莒等处千户，右有中书省三字，末至正元年二月”，八思巴印文五行：胶密莒/镇等处/沿海巡/防千户/所之印。^[71]至正五年，设莒州镇海百户所。此外，还设有登州镇海千户所。^[72]

（四）明代海防体系的建立

随着倭寇活动的加剧，明朝政府也逐渐在沿海各地设置都司卫所和巡检司等机构，加强海防建设。卫所制度是明代中前期军事制度的主体。明朝“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73]卫、所又多设置在要害之地，“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74]

卫所编制及其职官称谓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元代甚至更早。元代侍卫亲军以卫为编制，千户为蒙古军的基本军事单位，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的十进制方法编制。诸路万户府分三类，上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千户所分三类，上千户所，管军七百之上；中千户所，管军五百之上；下千户所，管军三百之上。^[75]百户也有多种分类，如行军百户、弩军百户、屯军百户、海运百户、水军百户等，且分为不同品级。^[76]

明朝的卫所制度显然是朱元璋在元朝军事制度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实际需要加以改造而成。^[77]朱元璋初掌军权时，军伍编制较为混乱。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称吴王后，决定用卫所制编组军队。四月，鉴于“招徕降附，凡将校至者皆仍旧官，而名称不同”，决定“立部伍法”，规定“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此即所谓的“甲辰整编”。^[78]洪武七年，明廷重定卫所制度，规定每卫设前、后、中、左、右5个千户所，大率以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2人，小旗10人，分别由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官、小旗官等率领。^[79]这样，明朝便形成了一整套军事运作体系：遇有战事，五军都督府下令给都指挥使司，都司再下令给卫，卫再“下于所，千户督百户，百户下总旗、小旗，率其卒伍以听令”，由上至下，军事命令得以有序执行。^[80]

北方沿海亦基本遵循这套卫所制度。[81]以山东沿海为例，山东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为山东都指挥使司，简称山东都司。洪武三年十二月，青州卫升为都卫指挥使司，^[82]八年（1375）十月改“青州都卫为山东都指挥使司”，^[83]次年，治所由青州迁至济南。^[84]十三年（1380），“改大都督府为五，分统诸军司卫所”，^[85]山东都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中的左军都督府，徐辉祖“以勋卫署左军都督府事”。^[86]

据目前资料所见，明朝在山东沿海新设的第一个卫可能为乐安卫。洪武元年三月，徐达攻下乐安后，“置乐安卫”。^[87]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二十六年（1393）之间，乐安卫曾被改名为乐安守御千户所。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被平叛之后，宣宗将乐安守御千户所原有官兵调往甘州，并将之改置为武定守御千户所，仍直隶后军都督府。^[88]

青州左卫，洪武初建益都卫于府城西北，寻改为青州左卫。洪武八年十月，“置青州左、右二卫指挥使司”，^[89]青州左卫在乐安东北设有塘头寨备御百户所。其设官百户，守备军余百名。^[90]所有哨兵，食粮于邑，辖有10个墩，“无事则登高以瞭望，有事则驾舟以侦探，而春秋二汛亦属紧急”。^[91]可见塘头寨备御百户所具有瞭望、巡海、防倭等海防功能，是为沿海一重要军事机构。

洪武二年二月，置莱州卫，^[92]后又分莱州卫部分官军以备御登州，^[93]调莱州卫左卫千户所于宁海州，置宁海备御千户所。^[94]元朝可能已置宁海千户所，明朝因之。[95]四年十二月，置诸城守御千户所。^[96]五年（1372）三月，置胶州守御千户所。^[97]九年（1376），登州守御千户所升为登州卫。[98]十年（1377），升宁海千户所为宁海卫。^[99]十一年（1378）四月，“置宁海卫指挥使司于山东之宁海州”。^[100]

之后若干年内，山东海防基本没有变动。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山东都指挥使周房奏言宁海、莱州二卫东濒巨海，途岸纡远，难于防御，于是建议“择莱州要害之处，当置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其宁海卫亦宜置五总寨，以备倭夷”，诏从之。^[101]三十年（1397），明太祖下令建置雄崖守御千户所。^[102]

尽管山东沿海建有以上海防卫所，但与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相比，山东海防力量显得非常薄弱，^[103]这就给倭寇以可乘之机。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倭寇进犯宁海州，由白沙河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此前不久倭夷就曾入寇山东，百户何福战死。事闻，上命登、莱二卫发兵追捕。^[104]这次倭寇杀掠事件给朝野以极大震撼，明太祖于五月下令在山东一次性增设了七个卫，“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105]是年，还设置了奇山守御千户所、宁津守御千户所和海阳守御千户所。

除卫所外，沿海尚有众多的巡检司。巡检司专职缉捕盘诘，其起源至少可追溯至南北朝，而巡检常驻地方当以宋代为肇端。元代因宋设置巡检，已由军事体系入文官体系，秩从九品，所领正规军亦代以差役弓手为主。明代巡检制度因袭元制，并对之加以局部调整。巡检司品秩虽小，但其设置变革，亦需皇帝受旨方行。^[106]明初山东地区的巡检司既有因袭元朝的，也有新设置的。例如，辛汪寨巡检司、温泉镇巡检司和赤山寨巡检司早在元代就已设置，^[107]明朝因之，洪武二年又在辛汪加筑营寨，增强防倭战斗力。巡检司通常筑有营垒、峰台、斥堠等，周围有时还挖濠堑，并设公厅、兵房供办公和住宿之用。^[108]

洪武末年，山东的卫所布局基本定型。终至洪武末年山东沿海地区共有12个卫、6个守御千户所，以及多个备御千户所、寨、巡检司等。[109]永乐年间，为加强统一调度，又设置山东备倭都司和“海防三营”（即墨营、登州营、文登营）。三营约有官军3902人，^[110]归备倭都司管辖调度，军营驻地设在所控各卫的中心地带，“鼎建相为犄角形胜，调度雄且密”。三营互相呼应，调度配合，如此严密的防守体系，对倭寇自然有一定的威慑作用。^[111]

三  因袭：官方海运的赓续

（一）元代海运粮食支援大都

1271年，元朝正式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112]为保障大都的正常运作，元朝不得不从富庶的江南地区调集大量粮食。运粮主要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即漕运和海运。元代，漕运粮食占比较小，而海运则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113]

试行阶段时，海运每年的运粮数量只有4万多石，后来逐年增长，高峰时达到300多万石，海运粮食可谓关乎元大都甚至元朝的生存。从运粮数量上来讲，海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至元二十六年——大德五年（1301），年均运粮约83.5万石；第二阶段，大德六年（1302）——大德十一年（1307），年均运粮约170.6万石；第三阶段，至大元年（1308）——延祐五年（1318），年均运粮约231.2万石；第四阶段，延祐六年（1319）——天历二年（1329），年均运粮约302.5万石。^[114]之后，海运粮食缺乏系统统计，只有若干年份的零星统计。至正元年，从江南运粮高达380万石。二年（1342），运粮260万石。^[115]十二年（1352），“岁运不至”，元廷只好下诏屯田，表明海运粮食已经不能满足京师所需。十四年（1354），有百万石粮食通过海运供给北京，^[116]不过到了至正十五年（1355），张士诚割据平江后，严重影响海运，元廷只能依靠几十万石的漕粮苟延残喘，直至灭亡。^[117]

元代海运粮食到京师的航道曾多次变更。^[118]最初，元朝从江南运粮到大都，自浙西涉江入淮，再由河运和陆运到大都，费工费时。为方便运粮，至元十九年（1282）伯颜追忆起早年海运图籍之事，遂请于朝廷，令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和张瑄等造平底船60艘，从江南海道运粮4.6万多石到大都。这次海运沿岸而行，因风信失时，被迫在山东刘家岛停泊过冬，后由登州放莱州洋，直到次年三月才到直沽。^[119]海运虽然费时较多，但毕竟比当时的河运和陆运方便，于是元朝便决定大力发展海运，设立两个海运万户府来管理海运。运船从刘家港入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途经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盐城县、东海县，再于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北至浮山、崂山，沿山往东达延真岛，东北转过成山，再西北驶入界河口，最终沿界河上行至杨村码头。^[120]

然而，这条航线离海岸线太近，浅沙太多，“其路险恶”，完成全程则需两个多月，多有弊端。为方便运粮，至元二十九年，朱清聘请浙江长兴李福四开辟了第二条航线。与第一条航线相比，这条航线从万里长滩起就不再沿海岸线航行，而是直接驶入青水洋，再驶入黑水洋，然后再直线驶抵成山角，余下的路程和前述航线基本相同。这条航线可以借助西南和东南季风，又能利用西太平洋自南向北的黑潮暖流，所以航线时间有所缩短，若一路顺风，半月可达；但“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折，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 ^[121]

至元三十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了第三条航线。这条新航线，从刘家港入海，到崇明三沙后避开万里长滩，直接向东驶入黑水洋，然后径直向北奔向成山角，余下的路程和前两条基本相同。顺风顺水情况下，只需要十天左右便可完成全程，耗时最短。至大四年，元朝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等转为海运，由是海运更加繁忙。^[122]

元代开辟的这三条主要运粮航线，无论哪一条，都绕不开山东半岛的成山、刘公岛、芝罘岛、八角口、抹直口、沙门岛、莱州洋等地。^[123]“登州颇据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约量适均”。^[124]登州蓬莱水城，“出水城即为大洋。自南来者，或由海道，或由开洋，皆于此萃聚。向北去者，或收旅顺，或收天津，皆于此起程，旧设防抚军门总镇，海道皆以此为要会之地也”。^[125]为了保障海运的正常进行，元政府“于沙门岛设监置戍”防守其安全，足见沙门岛的重要性。^[126]海运粮船需在刘家岛等处进行薪柴、淡水等补给，“转西至刘家岛聚䑸，取薪水毕，到登州沙门岛”，^[127]可见刘家岛是当时海运的一个重要补给站。

（二）明初登辽海道与饷辽海运

明朝政府虽然厉行海禁，但禁民不禁官，官方大规模的海运活动仍在继续。因辽东驻军需求，明廷从山东、江南等地向辽东海运输送了大量军事物资（粮食、军装、俸钞、布花等）和军士，“辽东一镇，岁饷专仰给于海运”，^[128]为辽东的防卫和开发做出了极大贡献。

建国伊始，明朝就已开始海运粮食。早在洪武元年二月，明太祖就曾令汤和从明州海运粮食到直沽，但后来因“海多飓风”，最终只能将粮食运到镇江而停。^[129]这可能是明代最早的官方海运粮食活动。尽管这次海运以中途失败而告终，但洪武二年，明廷又重新启动海运。^[130]三年正月，明朝新设永平卫，^[131]急需大量军粮，因陆路“劳于挽运”，故中书省令山东招募水工，“于莱州洋海仓运粮，以饷永平卫”。^[132]四年二月，设辽东卫指挥使司。^[133]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134]十一月，明太祖“命青州等卫官军运山东粮储以给定辽边卫”。^[135]

明朝将辽东纳入统治范围后，经过长年战争，“其地早寒，土旷人稀”，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而明太祖又“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据估计，明初驻守在辽东地区的官兵至少约有11.2万人，^[136]甚至可能高达27.5万人。^[137]驻守官兵的饷粮无法由当地提供，只能靠明朝中央从山东和江南等地调拨。^[138]“大军俸粮之资仰给朝廷，衣赏则令山东州县岁运布钞绵花量给，由直隶太仓海运至牛家庄储支，动计数千艘，供费浩繁，冒涉险阻”。^[139]从山东等地输往辽东的主要物资为粮食、军装、布匹、绵花、钞锭等，每年运输的物资，少则数千石，多则80多万石。^[140]明初驻扎在辽东的10多万官军，每年所需粮食大约90万石，只有部分由当地提供，其余大部分则需要通过海运来解决。为此，明朝每年需要从江南和山东等地运往辽东的粮食至少有60万石才能满足辽东需求。^[141]“洪武五年，命率舟师海运以饷辽，岁七十万石”。^[142]十八年（1385）五月，明太祖命右军都督府都督张德督运752200石粮米前往辽东。^[143]二十九年（1396）三月，明太祖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朱信、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宣信等总领神策、横海、苏州、太仓等40卫的8万多人，负责由海道运粮至辽东。^[144]因这次海舟增多，故明太祖命令多增加10万石粮食，最终总运量达到了804422石，可谓空前绝后。^[145]

除粮食外，辽东还需要军装、绵花、布匹、俸钞等，这些也都需要通过海运输入。洪武初期，明朝给辽东官军直接配备军装。例如，洪武七年正月，由太仓海运船运送战袄及袴各2.5万条赐给辽东军士。^[146]十二年（1379）三月，明廷实行改革，将配备军装改为绵布和绵花，令官军自己缝制衣服。^[147]运往辽东的布花数量都比较大，年均布约33万匹，绵花14万斤。十五年（1382）十二月，明廷给辽东诸卫112120名士卒配发了430419匹绵布，169328斤绵花。^[148]二十二年正月，明廷命令山东、北平、山西、陕西等地布政司运134万匹绵布和56万斤绵花给辽东，可谓盛况一时。^[149]

从山东运送军需物资到辽东，其路线主要是从登州、莱州等地出发，然后横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登莱饷辽具有得天独厚的海运条件，“饷辽莫如海运，海运莫如登、莱。盖登、莱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顺口仅五百余里，顺风扬帆一二日可至。”^[150]这条航线，从登州、莱州发船，中间经过沙门岛、井岛、鼍矶岛、钦岛、黄城等岛屿，渡海到达旅顺、牛家庄和辽阳等地。^[151]

从江南运送粮食至辽东，其海运路线主要是由太仓出发，再沿海北上。海运船一般是春夏北上，秋冬返回。海运船从刘家港出海后，北上到达芝罘、成山，往西航行到登州后，再北上渡过渤海海峡到旅顺，然后再沿着辽东半岛西岸北上，最终到牛家庄、辽阳等地。^[152]

不论是从山东还是从江南海运粮食到辽东，登辽海道都是必经之地。顾炎武在论述山东与辽东之间的密切关系时，特别提到了登辽海道的作用：

辽东之隶山东，先朝有深意。辽山多苦无布，山东登、莱宜木绵，少五谷，又海道至辽一日耳，故今登、莱诸处田赋止从海道运布辽东，无水陆舟车之劳。辽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贩辽货，两便之。^[153]

由此可见，登辽海道的存在使得山东与辽东之间的海上交通颇为便捷，促进了两地间的物资、人员和军事的频繁交流。

四  结语

受传统王朝观的影响，以往学者通常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陆地角度解读元明鼎革，且多将继承与革命视为对立的两面。若我们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会发现元明之际的北方海洋史具有多层次的复杂形态。

首先，与元代相比，明代的海洋政策和海上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元朝实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设置多处市舶司。在此背景下，山东、辽东和南方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往来紧密。元政府每年需要从江南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供给大都，海运船经过各地时，船员需在沿途登岸，补给薪柴、淡水等，不可避免与沿岸居民接触，进行交易。南北海运畅通无阻，促进了沿海各港口的发展。例如，蓬莱抹直海口，虽为当地一处小港口，但因地处海运要道，南北客商在此云集，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作为海运河运中转站的直沽也因海而生，依河而兴。蓬莱、金州等地出土的产自南北各地的陶瓷器，也为南北之间密切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实物证据。与元代开放的海洋政策相反，明朝厉行海禁。明廷不但禁止沿海居民私自下海与外国交易，而且禁止民间使用外国产品，试图从根源上断绝私贸行为。明廷还对国内沿海的正常捕鱼活动进行严格限制，甚至还曾一度禁止沿海盐运。这无疑给民间海上活动造成了极大打击，北方沿海的贸易也一蹶不振，几乎陷于停滞状态，往日的繁华景象不复存在。

其次，由元至明，倭寇活动逐渐猖獗，而海防体系也随之逐渐完备。倭寇在中国的燔焫侵掠活动，始于元至大二年的庆元倭变。之后，浙江、福建等沿海之地屡有倭患。至迟从1330年代，倭寇活动已逐渐扩展到中国北方的山东、辽东等沿海地区。明朝成立之后，倭寇并没有停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洪武初期，北方沿海几乎每年都遭遇倭寇侵掠，可谓倭寇掠夺的频繁期。永乐年间，山东遭遇倭寇侵犯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有时规模较大，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沿海各地多被倭寇洗劫，地方官兵多人被杀。

以往论者多认为中国的海防始于明初，其实至迟在宋元时期，北方海防就已开始布局。北宋庆历二年，为防御契丹入侵，登州港修建刀鱼水寨，又外遣水兵三百戍沙门岛。登州港遂成海军基地训练水师，出哨巡洋，护卫沿海。元朝，登州“水军之防仍循宋制”。至元年间，因山东海防较弱，赵天纲奏请“置万户府益都，出甲兵、楼橹，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处”，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随着倭寇活动的加剧，明代的海防也不断巩固。在元代海防基础之上，明代北方沿海遍设都卫所与巡检司，海防力量得到了明显加强。北方沿海卫所为全国卫所体系的一部分，故其制度类同全国。从中央的都督府，再到地方的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构成了严密的管控和战斗体系。地方上又设有巡检司，墩堡遍布沿海要地，形成了有效的侦察与防御体系。这些都司卫所和巡检司既有新增置的，也有因袭元朝的。例如，辛汪寨、温泉镇和赤山寨三个巡检司早在元代就已设置，明朝因之，并于洪武二年在辛汪加筑营寨，增强其防倭战斗力。此外，山东又设置了总督沿海兵马以专门镇压倭寇的备倭都司，协调沿海诸卫所的海防三营，总管青登莱等地海防事务的巡察海道和专门负责军事的兵备道等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沿海各卫所的协同配合与机动作战能力，为北方海防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后，明代继承和发展了元代的官方海运活动。元朝建立之后，元大都人口规模庞大，加之战争所需，无法实现自给，故需要从江浙等地补给大量粮食。海运因其廉价、方便、运量大等特点，成为调运粮食的首选方式。运粮海船每年的运载量，最多时达到350万石。具体的海运路线，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但无论哪条航线，都必经山东成山、刘公岛、芝罘岛、沙门岛、莱州洋等地，胶东半岛在官方海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及至明朝新立，辽东半岛局势未定，明政府派遣大量士兵驻扎于此。经过长年战争，“其地早寒，土旷人稀”，驻军虽有屯田，但尚不能自给，故只能依靠明廷从江南和山东等地调拨粮食、军装、俸钞、布花等军需物资。在支援辽东的海运过程中，登辽海道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为维持辽东边疆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参与人员、船只数量、运输总吨位等方面来讲，饷辽海运可能远超后来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为当时海禁形势下的一个特例。

综上所述，通过对海洋政策、海上贸易、倭寇、海防、官方海运、造船航海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可知，元明鼎革之际的北方海洋史，既有嬗变，也有渐变，又有因袭，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线索并存过程，而非简单的继承或革命的二元对立。对元明之际海洋史的分层细化研究，有助于突破传统陆地角度的单一解读，为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元明鼎革理论提供新视角和新注解。

注释：

[1] 〔日〕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歴史と地理》1922年5月第九卷第五号，第1—12页。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需要指出的是，中译文言其原刊于“一九一〇年”，误。

[2] Richard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aul Jakov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5. 该书指出之前学术界一直重视唐宋变革与明清变革，但是对这之间的宋元明变革却缺乏相应的关注。该书重点研究1100—1400之间江南地区的历史，试图将这一时期的变革与前后的历史相互衔接，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

[3] 〔日〕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东洋史研究》1969年第27卷第4号，第1—23页。

[4] John W. Dardess,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Paul Jakov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 111—134.

[5] Li Bozhong, “Was There a ‘Fourteenth-Century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 Land, Technology and Farm Management”, Paul Jakov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 175；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1—96页。

[6]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第83—98页。

[7] 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87—95页。

[8] 〔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研究笔记》，〔日〕森正夫等编，周绍泉等译：《明清时代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2页。

[9] 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古代文明》2010年第4卷第4期，第83—102页。

[10] 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1期，第18—32页；罗玮：《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1—28页；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郭嘉辉：《元明易代与天下重塑——洪武宾礼的出现及其意义》，《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20年第17卷第1期，第1—54页。

[11] 耿昇：《丝路花絮落鲁东》，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2] 本文所指的北方海洋，主要包括环黄渤区域的山东、辽东、河北和天津沿海区域，海岸线全长约5923.4千米，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32.19%。数据来源：王诗成：《王诗成论蓝色经济》（第2卷），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13] Lo Jung-pang, China as a Sea Power, 1127—1368, Singapore: NUS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08—313.

[14] 《元史》卷十《世祖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4页。

[15]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市舶则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74—883页。

[16] 《元史》卷二〇五《列传第九十二·奸臣·铁木迭儿》，第4578页。

[17] [元] 朱晞颜：《鲸背吟》，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9—860页。

[18]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舟车·海舟》，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第174页。

[19]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清宣统二年盛宣怀跋重刻，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钞本，第14页。

[20] [明]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张蜕庵诗》卷4，《四部丛刊续编》第45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版，第23页。

[21] [元]王懋德：《直沽海口》，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3页。

[2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99—102页；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津门考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刘幼铮：《介绍天津发现的一批古代铜、铁权》，《文物资料丛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13—115页；纪烈敏：《天津武清县出土金元银铤》，《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2期，第2—7页。

[23] 云希正：《元代河西务漕运遗存》，《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金元（一）》，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427—428页。

[24] 泰昌《登州府志》卷六《地理志》，河南省图书馆藏孤本，第689页。

[25] 林士民：《从文物史迹看北方丝绸之路通道——登州港》，寇润平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与蓬莱古船·登州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烟台，黄海数字出版社，2012年，第184—186页。

[26] 耿宝昌：《蓬莱水城出土瓷器略谈》，席龙飞主编：《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97—99页。

[27]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4—45页；陈尚胜：《明代浙江市舶司兴废问题考辨》，《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第52—54页。

[28]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第1300页。

[29] 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78—80页。

[30]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第3067页。

[31]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正月壬戌，第2460页。

[32] 《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壬申，第1916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九，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己酉，第3218页。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0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5]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二《兵部十五》，万历十五年（1587）内务府刻本，第20页。

[36] 元代倭寇的专文主要有：王颋：《倭寇攻掠》，《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史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41—259页；高荣盛：《元代“倭寇”论》，《元史浅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47—266页；马光：《开海贸易、自然灾害与气候变迁——元代中国沿海的倭患及其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61—73页。

[37]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二二，韩国首尔奎章阁藏本，第23页；〔朝鲜〕金宗瑞等：《高丽史节要》卷一五，京城，朝鲜总督府景印京城帝国大学藏旧奎章阁本，1932年，第28—35页。

[38] [明]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流逋》，民国二十八年（1939）据旧钞本影印，第6页。

[39] [元] 苏天爵：《元故两浙运司浦东场盐司丞杨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〇，《丛书集成续编》第10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724页； [元] 王沂：《经历张君墓志铭》，《伊滨集》卷二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8册《集部》第147册，第592页。

[40] 高荣盛：《元代“倭寇”论》，《元史浅识》，第252页。

[41] [元]虞集《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三，《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02页。

[42] 《元史》卷一三九《列传第二十六·纽的该》，第3363页。

[43] 《元史》卷四六《本纪第四十六·顺帝九》，第964页。

[44] [明] 宋濂：《元故秘书少监揭君墓碑》，《宋学士文集》卷六三，《四部丛刊初编》第15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页。

[45] 《明史》卷一三〇《列传十八·张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32页。

[46] 《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戊子，第824页。

[47] 《朝鲜定宗实录》卷一，定宗元年五月，东京，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二十九年（1954）影印本，第13页；〔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30页。

[48] 《明太祖实录》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第781页。

[49]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第1056页。

[50]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戊申，第1248页。

[51] 《明史》卷三二二《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日本》，第8342页。

[52] 《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七月辛亥，第1487页。

[53] 〔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08页。

[54]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辛未，第787页。

[55] 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第18页。

[56] [明]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七，《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84页。

[57] 嘉靖《宁海州志·建置第三》，《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771页。

[58] 《明史》卷六《本纪第六·成祖二》，第86页。

[59] 《明太宗实录》卷八九，永乐七年三月壬申，第1184页。

[60] 《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七，太宗九年三月乙未，第14页。

[61]  [宋] 苏轼：《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第3册，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714页。

[62]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6，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85页。

[63] 《宋会要辑稿·兵二九·边备三》，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239页。

[64]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2页。

[65] 泰昌《登州府志》10，第886—887页。

[66] [元] 虞集《湖南宪副赵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三，第302页。

[67] 《元史》卷九二《志第四十一（下）·百官八》，第2339页。

[68] 《元史》卷九九《志第四十七·兵志二·镇戍》，第2548页。

[69] 《元史》卷二一《本纪第二十一·成宗四》，第459页。

[70] 《元史》卷九九《志第四十七·兵志二·镇戍》，第2548页。

[71]  [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卷4《元千户所印》，《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4885—14886页；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33—134页。

[72] 照那斯图、薛磊：《元国书官印汇释》，第134—135页；薛磊：《元代官方印章与制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7—218页。

[73] 《明史》卷八九《志第六十五·兵一》，第2175页。

[74] 《明史》卷九〇《志第六十六·兵二》，第2193页。

[75] 《元史》卷91《志第四十一上·百官志七》，第2310—2311页。

[76] 《元典章》卷7《官制一·资品》，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9—214页。

[77] Romeyn Taylor,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system”, in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3—40；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二分，1977年，第177—203页。

[78]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四月壬戌，第193页；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5页。

[79] 《明太祖实录》卷九二，洪武七年八月丁酉，第1607页。

[80] 《明史》卷七六《志第五十二·职官五》，第1873—1874页。

[81] 有关山东、辽东等地的海防史，近期的主要专著有：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杜洪涛：《戍鼓烽烟：明代辽东的卫所体制与军事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赵红：《明清山东海防研究（1368—1912）》，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82]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辛巳，第1164页。

[83]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洪武八年十月癸丑，第1712页。

[84] 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705页。

[85] 《明史》卷九〇《志第六十六·兵二》，第2194页。

[86] 《明史》卷一二五《列传第十三》，第3730页。

[87] 《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三月，第541页。

[88] 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一《兵防》，第712页；嘉靖《武定州志·兵防志第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4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29页。

[89]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洪武八年十月癸丑，第1711页。

[90] 嘉靖《青州府志》卷一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6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5页。

[91] 万历《乐安县志》卷十，马小林等主编：《明代孤本方志选》第5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64页。

[92]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壬辰，第799页。

[93]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一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4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

[94] [明]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6页；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一，第725页。

[95] 嘉靖《宁海州志·建置第三》，第764页。

[96]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乙巳，第1311页。

[97]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癸酉，第1340页。

[98] 泰昌《登州府志》卷10，第903页。

[99] 嘉靖《宁海州志·建置第三》，第764页。

[100]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洪武十一年四月辛未，第1926页。

[101]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乙酉，第3244页。

[102] 《明史》卷九一《志第六十七·兵三》，第2244页。

[103] 邸富生：《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17页。

[104]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乙酉，第3699页。

[105]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七，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丙寅，第3716页；[明] 胡士文：《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乾隆《威海卫志》卷九《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00—202页。

[106] 吕进贵：《明代的巡检制度：地方治安基层组织及运作》，台北，明史研究小组印行，2002年，第2—7页。

[107] 光绪《文登县志》卷五，《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6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75—376页。

[108] 《辛汪巡检司创寨记》碑，现藏于威海市博物馆；光绪《文登县志》卷五，第398—401页。

[109] 有关明初山东海防详情，可参考马光：《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海洋史研究》2016年第9期，第282—325页。

[110] 《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一，正统八年二月癸巳，第2037—2038页。

[111] [明]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七，第587页。

[112] 《元史》卷九三《志第四十二·食货一·海运》，第2364页。

[113] Frederick W. Mote,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52.

[114] 默书民：《元代海运粮食数量的变化》，《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2003年第16辑，第83—84页。

[115] （清）柯劭忞：《新元史》卷75《志第四十二·食货志八》，开明书局1935年版，第177页。《新元史》记载至正元年运粮“三百八十万石”，当误，见《元史》卷97《志第四十五下·食货五》，第2482页。

[116] 《元史》卷一八七《列传第七十四·贡师泰》，第4295页；[元] 刘本仁：《羽庭集》卷二《饯将作院使曲有诚公序》，[清] 顾沅：《乾坤正气集》，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第3—4页。

[117] 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元史浅识》，第294—295页。

[118] 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地理学报》第23卷第1期，1957年，第89—98页：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元史浅识》，第295—303页。

[119] 《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元漕运二·经世大典·漕运水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77页。

[120]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海运》，第2364—2366页。

[121] 《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元漕运二·经世大典·漕运水程》，第6977页。

[122]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海运》，第2365—2366页。

[123] 嘉靖《山东通志》卷一三，第89—90页。

[124] [明] 王宗沐：《海运详考》，《王敬所集》卷三，《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23页。

[125] 雍正《山东通志》卷二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0册，第375页。

[126] 泰昌《登州府志》卷六《地理志》，第688页。

[127] 《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元漕运二·经世大典·漕运水程》，第6977页。

[128]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二，第323页 。

[129] 《明太祖实录》卷三〇，洪武元年二月癸卯，第514—515页；《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癸未，第640页。

[130]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131]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丁巳，第959—960页。

[132]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甲午，第949页。

[133]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第1191—1192页；《明史》卷一三四《列传第二十二》，第3899页。

[134]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第1254页。

[135] 《明太祖实录》卷六九，洪武四年十一月戊午，第1287—1288页。

[136]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第2367页；张松梅：《明初军额考》，《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第49—50页。

[137] [明] 毕恭：《辽东志》卷三《兵食志·武备》，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1页。

[138]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第2284页。

[139] [明] 毕恭：《辽东志》卷八《杂志》，第7页。

[140] [明]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第7页。

[141] 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142]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七《漕运》，第1页。

[143]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三，洪武十八年五月己丑，第2638页。

[144]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第3553页。

[145]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戌，第3560页；《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五月乙亥，第3568页。

[146] 《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正月壬申，第1544页。

[147]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三，洪武十二年三月壬申，第1983页。

[148]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第2367页。

[149]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乙未，第2928页。

[150] 《明史》卷八六《志第六十二·河渠四·海运》，第2116页。

[151] [明] 李辅：《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海道》，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37—38页；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第317页。

[152] [明] 黄省曾：《先昭信府君墓碑》，《五岳山人集》卷三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843页。

[153] [明] 顾炎武：《肇域志·辽东都指挥使司》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9页。